作者|未未
编辑|江岳
同样的境遇在不同个体身上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比如在异国失业。
50岁的陈红和28岁的KOKO 都撞上了。他们都在新加坡，失业都发生在2022年。
不同的是，趁着失业，陈红在为自己放了大半年的假，KOKO 则在求职的压力之下患上了皮疹。他只有4个月的时间窗口，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要被遣返。现在1个月过去了，他感慨，相比找工作，工作本身简直太轻松了。
表面的区别在于新加坡永居身份。前者有，而后者没有。
同样是移民国家，美国和澳洲都有相对明确的积分政策。而在新加坡，拿永居更像开盲盒，缺乏明确的政策引导，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早去的人更有机会。
陈红在2000年到新加坡从事酒店管理，8年后拿到永居身份，还把爱人和孩子都接了过来。后来侄女也通过留学来了新加坡，生活十几年，嫁给新加坡本地人，还生了两个孩子，但她真正拿到永居身份时已是2021年，这还是受益于新加坡加紧疫情管控导致人口外流，“盲盒”露出了一条小缝。
KOKO还没有得到开盲盒的资格。一份工作，是他现在最大的渴望。
电商公司 Shopee的offer让他在今年2月来到了新加坡。他原本任职于深圳一家咨询公司，2021年下半年离职后，开始看互联网的工作机会。虽然裁员消息频出，但互联网公司们都在发力的出海方向，让他很感兴趣。
几个月后，他如愿以偿，新东家是Shopee，工作地点在新加坡。他对新工作很满意。当时，Shopee刚刚凭借2.03亿的下载量登顶全球下载量最高的购物应用，是整个东南亚最瞩目的互联网公司。
不只有数据。在Shopee内部，不仅有健身房、淋浴间和下午茶这类常见福利，而且常备按摩师，每位员工每月有两次预约免费按摩的福利。这家自2015年新加坡成立的电商公司，隶属于东海集团，占据着新加坡科技园正中央5号大道的位置，在马来西亚、上海和深圳设有分公司。其董事长李小东出生于天津，2009年在新加坡创办了东海集团。
KOKO对新加坡的生活适应很快。他曾经在澳洲留学，又先后在北京和深圳工作过。对他而言，搬到新加坡带来的生活变化，其实比从深圳搬到北京还要小。比如他日常解决三餐都是在食阁，相当于深圳的大排档，菜单上砂锅牛肉、麻辣烫和各类奶茶的中文，比新加坡的官方用语英文字体还要大。
物价方面变化也不大。一顿饭5-8新币（相当于人民币25-40元），周末去乌节路和朋友小吃一顿也不过人均30新币，再贵一点的海底捞人均70新币，物价与国内相仿。他与人合租，10平米左右的房间月租3000元，基本等同于国内一线城市的房租水平。
细微的差别体现在口语交流上，由于第一批新加坡华人是闽南移民，这里的语言混合着英语和闽南语。比如不想喝咖啡You don't have a coffee.”（你不喝咖啡。）可以说成 you "lim kopi"，“lim”是闽南语的“喝”，“kopi”是马来语的“咖啡”，这种被称为新式英语的本土语言体系，像极了《三体》中描述的各类语言夹杂的交流场景。
但对于KOKO而言，属于Shopee的新加坡生活只维持了短短7个月。2022年9月，在持续亏损之下，Shopee开始收缩业务，关闭国外站点，大量裁员，上午开会，下午走人，有些部门的应届毕业生直接“团灭”，还有人遭遇了刚刚在新加坡下飞机就接到裁员通知的戏剧一幕。
快速崛起、繁花似锦，然后冷却，2022年的新加坡，也在重复着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周期。
就这样，入职7个月后，KOKO被裁了。在Shopee，他拿到的最后一个福利是被延长两个月的工作签证。这也意味着，他拥有4个月的时间，去寻找下一份可以让自己留在新加坡的工作。
KOKO将这些内容发在了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在评论区，有十几位同样在新加坡找工作的年轻人交流和祈愿，其中一位同样刚刚被Shopee裁员。
KOKO为自己的账号起名为“考CFA的pm.eth”。这是一个可以快速辨别出他的三重身份的账号名：pm是互联网公司项目管理的名称，代表他短暂的互联网工作经验；CFA是金融行业的从业资格证，在被裁员后，他重新开始考CFA三级，考虑回到老本行。“.eth”则代表他对Web3的关注，那是一个同样火热的行业，也是当下很多人涌向新加坡的重要原因，他们将这里视为最有希望的淘金胜地。
50岁的陈红已经在新加坡淘到了金。
她和爱人在这里经营着旅游、药店和出行相关的三家公司，主要面向国内客户。尽管因防疫需求，目前公司被迫暂停营业，但她早早拿到了永居，购买了组屋，家里还有两辆车——在新加坡，由于高昂的税率和养车成本，一辆15万新币的车落地要近30万新币，有车比有房更能展现经济实力。
于是，生意暂停的2022年，她索性给自己放了大半年假，先是回到山西老家和家人一起迎接新年，又一路南下例行，最近刚刚结束在泰国的行程。对她而言，今年真正的大事是女儿大学毕业，毕业典礼的那天，她拍下了女儿站在讲台上的照片，在朋友圈里难掩喜悦：以后要靠女儿啦。
在新加坡闯荡的20年，给了陈红小富即安的资本。而在这个国土面积仅相当于珠海市的东南亚国度里，淘金的真正刺激还属于那些位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或者说，属于第一空间的人——这是郝景芳科幻小说《折叠北京》中的概念，同一个城市被分为三个空间，不同的人在时空中被隔离，第三空间的人可以通过奋斗实现空间跃升，但要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2022年，新加坡的第一空间变得拥挤了起来，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富豪的涌入。
6月《联合早报》曾报道，一名来自中国福建的买家一口气在新加坡买下了20个豪华公寓。此外，2022年美国财经媒体富比士发布的新加坡十大富豪榜中，有四位是来自国内的新移民，位居榜首的是迈瑞医疗的李西廷，他在71岁移居新加坡。在李西廷出现之前，这个位子属于海底捞的创始人张勇，2019年，他早一步移民到了新加坡。
在榜单之外，SOHO创始人潘石屹的妻子张欣、融创董事长孙宏斌、光伏大佬施正荣、阿里巴巴副主席蔡崇信等都被爆移民新加坡。至于币圈，从赵长鹏到杜钧，以及各路真真假假宣称自己已经获得财务自由的人士，早就已经活跃在新加坡。
吴晓波曾在《激荡三十年》中描写80年代的中国热烈而骚动：所有的年轻人或不太年轻的人们，都在用“我们下海吧”这样的词汇相互试探或鼓励。
现在，这句话被换成了“要去新加坡吗？”
骚动永远都在，更换的只有面孔。
几乎在所有关于财富获取新方式的讨论场合中，“新加坡”都是难以回避的关键词。一个名为“数字游民”的微信群里，关于新加坡找工作的话题引发了数百条信息。在北京中关村的Web3主题咖啡馆Meta Space中，人们来参加沙龙时，总要互相盘点，身边有哪些朋友去了新加坡。甚至很多时候，能列举出几位名字的人，脸上总掺杂着骄傲和羡慕的复杂情绪。
为这一切升温的，还有时不时在Web3社群里传播的照片。有明星出席的活动照片，往往更容易引发讨论。比如有人拍下了林俊杰和陈柏霖，今天张艺兴与孙宇晨在新加坡的合照也在圈内不断流传。在Web3的世界里不存在明星代言，但习惯被广告代言带着跑的人们，显然已经学会了自行加戏。明星的现身被他们视为一种背书，事实上，这也是人们习惯寻找确定性信号的惯性使然。
在这场关于信心的传播（或者说传销）之中，新加坡也成为了一种符号。
尤其对于那些频繁现身于 Web 线下聚会的人士。能去新加坡，似乎就等同于能去接触更加新鲜前沿的信息，认识更多元的从业者，打开新的视野。即使要付出平均每晚1万元的酒店费用和不算短的隔离期作为代价，但“新加坡”带来的阶层上迁意味，似乎也是值得这笔花销的。
泼冷水的声音陆续出现。
币圈创业者赵晨最近发布了一篇文章《Token 2049 Takeaways》。他将去往新加坡的Web3中国从业者比喻为加密世界的犹太人，并认为，尽管会议有大量中国人到来，演讲台上已经基本没有中国面孔了，即使有，也没啥人愿意听了。
显然，中国的Web3项目并不受欢迎。赵晨还在文章里追忆了2014年，国际加密世界对中国的热情之盛，让行业大佬“V神”都学起了中文。8年后，中国资本和项目方最大的瓶颈是创始人的英语。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项目，都只是对国际流行模式的亦步亦趋。
一言以蔽之，新加坡赚麻了，中国创业者输惨了。经纬中国的张颖甚至发出不理解为什么创业者要放弃中国转向新加坡的疑惑。很快，王峰、汪天凡、Frank以及孙宇晨，这些在Web3世界中颇具名气的创始人们，也纷纷参与了论战。
不过，不管他们对于这波新加坡淘金潮秉持怎样的态度，有一点几乎是共识：这些蜂拥而至的人和资金，给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机遇。
据橙易产业数据显示，2022年1-8月，在新加坡购买非有地私宅最多的外国人来自中国。在Youtube，一家新加坡房屋中介公司曾开设账号，以英文视频介绍的方式获取客户。从2020年开始，它增设了豪宅系列频道，主持人使用的语言是中文。
各类中介暗中生长，不同的角色在庞大的淘金系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有中介公司针对国内富豪开展家族办公室服务，帮助后者迁移资产。有公司针对国内的普通打工人做中介服务，其中最火热的岗位是中文教师。从考对外汉语证书到找教师工作，中介都提供一条龙服务，甚至贴心地安排了国内线上兼职和国外线下教学两种方式。
为了尽快促单，在添加微信后，工作人员会频繁向还未下定决心的客户发送信息，诸如：学员某某某在新加坡教中文月入2万。套路和国内的微商、健身房传单如出一辙，通过勾画一个美好的未来，打开你的钱包。
事实上，新加坡一直是中国人海外淘金的重要之地。在时势成就的机遇面前，新加坡至少出现过三次以上的华人淘金热。
架在新加坡河上的“金声桥”，便是得名于华裔富豪陈金声。他在1850年修建此桥后，普遍民众不再需要坐船或者绕行，便可直接进出河岸的世界城，这是新加坡最大的商业中心。
19世纪也是华人不断在新加坡创造影响力的时代，除了以零售起家，为新加坡改善水利设施的陈金声，还有以林恩强为代表的“福建石油帮”。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先辈出生贫寒，为求生路而来到马六甲海峡，在乱世中挣得一份事业，并反哺新加坡。传统的商贸生意是华人在新加坡最集中的产业，作为英国殖民地，当时的新加坡是亚洲最自由的港口之一。
图：年轻的林恩强
新加坡的第二次“淘金热”发生在2000年。1997年金融危机后，为了寻求新的发展机遇，新加坡政府提出了高科技战略、中国战略和扩大腹地战略。那是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时代，新加坡希望借力，首任总理李光耀在当年出版了回忆录，内容简介上的第一句话是：
未来充满希望，也充满变数。
无数像陈红这样的普通中国人，在千禧之年选择南下。陈红的第一份工作是华人酒店的管理者，几年后，她拿到了永居身份。类似的故事在亲友间流传，新加坡的那尊狮身鱼尾像被更多人所向往，2005年，北京电梯广告里反复播放着新加坡歌手阿杜的音乐MV，他唱着“疯狂新加坡，三天还不够”，结尾处，是他与女朋友站在喷泉前的幸福画面。
对于向往新加坡的普通人，美好的幻象便有了更加真切的落款。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但对于外来淘金者，成功营业的有利条件，往往也并非绝对。生存在新加坡，需要的也不仅仅是中国式的勤勉。
2000年，金城尾以国际学校老师的身份来到新加坡。但几年后他就辞职了。他无法忍受身边同事的过于刻板与内卷：有同事从不迟到早退，经常主动加班；有同事周末在快餐店义务给学生补课，还会帮学生买好套餐；还有一位同事，三个月的产假只休三周，就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辞职后，他开始卖袜子，也由此窥得新加坡隐藏在规则之下的另一面。
金城尾第一个卖袜子的店铺开在新加坡的叉叉商场，它隶属于本土最大地产公司，还和中国签了很多大型地产项目。签约时，金城尾提出想要3个月签一次合同，却被管理人员告知：最短签约一年。结果，等正式开档，他和左邻右舍聊天才发现，别人都是3月一签，唯有自己是“冤大头”。
在商场卖袜子的一年里，金城尾目睹了管理人员在不同当铺吃拿卡要；也看到了60多岁的保安眼睁睁让抢了碟片的歹徒从自己眼皮下溜掉，甚至没有做出试图拦截的假动作；他还在监控录像中看到半夜在商场看完电影找不到卫生间的顾客，直接在漆黑的楼道里解决了个人问题。
种种细节，如同藏身于华丽袍子之下的虱子。外人所见的只有光鲜，只有身在其中之人才会被烦扰。
世界上规则最严厉的国家，这是新加坡最为人所知的标签。为了保护环境，这里的人们不被允许吃口香糖。以及，这里是世界上少有还在保留鞭刑的国家。李光耀曾在回忆录中写下：“权威是为了出于崇高的目的。”
但规则并非能渗透到每一个细节中。而陈红最初被这个国家打动，正是源于这些规则之外的细节，比如：商场会提供免费的雨伞、问路时路人会热情指路，甚至将你带到目的地、下雨天没带伞，会有人走来将伞分给自己一半。
这些温润的关怀给了初到异乡的陈红温暖。但随着移民越来越多，如今商场里免费的雨伞几乎已经消失。很多时候，人文是效率的牺牲品。
陈红也成为这套高效运转的系统中的一员。11年后她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员工大半是来新加坡务工的华人。但她很少和员工交流，在被问及创业十年中，有哪位印象深刻的员工时，她沉默了一会，“他们都差不多吧，下班就都回家了。”
在折叠的新加坡里，作为老板的陈红，与她的同胞员工们，已然身处不同的空间。类似的看不见的隔阂，还存在于这些人群之间：暂居者与永居者、Web3沙龙的台上人与台下人。实现空间自下而上的突破，在新加坡，难度其实比国内还要大。
陈红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在她看来，如今的这波淘金热充满苦涩。她直言如今的新加坡永居身份太难拿、组屋成本连年攀升，只为赚1:5的汇率，完全不值得来受苦——当然，某种程度上，这些感受也加上了上层空间对下层空间的俯视滤镜。
事实上，20年前，她过年回家要先乘飞机回北京再坐大巴到老家，一趟路程需要4天。在如今习惯了飞机和高铁的便捷出行方式的人看来，这样的奔波也是辛苦的。
对于多数淘金者而言，辛苦，是自己为更好的生活和工作，做好了准备要付出的代价。只是辛苦的模样有很多种，有时是体力劳作后的汗水，有时是独居异乡的孤独，有时是遭遇变故时即使心里再慌也要咬牙面对的坚毅。
在新加坡，有一条长约2.2公里的乌节路，这是新加坡最繁华的商业街，聚集了51座购物商场，25间饭店旅馆，超过5000家商店，每年有超过800万游客从这里经过，清洁工人每小时需要清空121个垃圾桶。
对于乌节路，KOKO最初的印象是落地后的酒店隔离。根据新加坡防疫要求，2月来新加坡时，他在乌节路上的酒店自费隔离了14天。尽管隔离的日子难免苦闷，但当时的他满怀希望，认定自己即将走进一个无比光明的未来。
半年后的9月20日，KOKO正在和一位同事通过某办公软件沟通工作，对方头像突然变成了灰色，KOKO正在打字的手停在了键盘上，有点懵。直到半小时后，hr发来消息，约他一对一聊一下下午的大会内容，他才知道，对方也是被喊走约谈裁员了。
那天，与KOKO一起离职的有8人。半年前入职时，组内人数是14个，这意味着该组有一半的人失业了。hr当天的原话是：你现在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休息当然是不太可能的。KOKO对如何在新加坡休闲娱乐并不感兴趣，就连那尊著名的狮身鱼尾像，他都没有特意去打过卡，只在一次骑行的路上匆匆瞥过一眼，就又离开。搞钱搞事业，是他现阶段在新加坡的全部任务。
如今，首要任务又变成了：找到一份新工作。别管新加坡的空间如何折叠，阶层的向上跨越如何艰难，先挤进空间并留下来，后面的一切才有可能。
古往今来，这都是华人淘金者在新加坡的宿命。
在新加坡的居民中，华人占比在70%，他们大多数在国内通过不同的渠道找到工作，然后再搭乘飞机来到樟宜机场，在熟人或公司的陪伴下，开始进入新的生活。事实上，人类的多数迁徙都是如此。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对于多数人，在异乡的起步，都只能从第三空间开始。
新加坡也没有新故事。
对于这些向往新世界的人们而言，来到新加坡，更像是从熟悉的系统中进入到一个看似新鲜的、实际已经被精准划分好的系统之中。能否看到它，并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便成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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