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钟融冰】
人有三重精神境界：骆驼、狮子和婴儿。骆驼忍辱负重，被动顺从他人和命运的安排；狮子不说“你该”只问“我要”，从来主动争取承担；第三境界是婴儿，享受当下“我是”的一切。 ——尼采
尼采曾如此急切地呼唤“超人”的诞生，而今天的德国足球面临突如其来的疲敝，还能重建信心完成对“强者道德”的自我诠释吗？
2018年5月，与土耳其总统的高调合影将德国国家队前10号球员推上了风口浪尖。一个多月后的俄罗斯世界杯上，他和队友们疲软不堪且离心离德，小组垫底被打道回府。千夫所指之下，他以遭受德国国内“种族歧视”为由主动宣布退出国家队；此后一年，又因不当涉疆言论在我国大多数媒体平台上彻底不配拥有姓名。而当年合照事件的另一土裔德国队员、名字与总统共享同一雄壮的突厥语后缀(Doğan 义为“鹰隼”)的京多安，则凭借更加务实的作风而得到了舆论的暂时宽宥。
四年后的卡塔尔世界杯，随着德国小组赛首战再次折戟，一张首发十一人的捂脸合照迅速吸引了世界各地批评家们的眼球。把过多精力放在政治话题而非竞技本身，被视作他们遭到逆转的罪魁祸首。
此前，格雷茨卡等人因支持同性恋而对东道主大加鞭挞，再往前则有基米希高调拒绝接种新冠疫苗——德国球员参与前沿政治议题的热情近年来始终不曾降温。事实上不管出自何种动机，新生代的欧美运动员对敏感话题确实展现出了不输前辈的兴趣，也更愿意通过一些看起来不计后果的“发声”来塑造自己球场外的角色，这样的风潮并不止于足球，更不限于德国。
借批判卡塔尔建造世界杯场馆的劳工人权问题，西方人处处放纵着自己对中东伊斯兰世界宗教、习俗的曲解和轻蔑，但欧美最终无一国敢将慷慨的抵制口号和愤怒的退赛威胁付诸行动，只能把指责的絮语继续带到冬天的波斯湾。
然而本届世界杯上，同样热衷于政治议题的英格兰和法兰西以截至目前的强势表现已清晰地证明，场外因素的掺入和队内氛围的变化不足从根本上瓦解球队的竞争力。那么，德国足球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刹那盛衰”的症结究竟在何处？是主教练的选人用人以及战术安排既背离了传统又落后于潮流，还是有着更深层次的病因？
11月23日，德国队球员聚勒（上）与日本队球员前田大然拼抢。新华社记者潘昱龙 摄
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足球狠抓青训，痛定思痛，决心改造力胜于巧的传统风格，开始重视技术型球员的培养——要知道，这样的改革气魄对于自信又保守的德国人来说并非易事，但优厚的足球土壤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让他们没有等待太长时间就收获了犒劳自己勇气的果实：经历了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出局的短暂阵痛之后，德国在两年后的本土世界杯上度过了一个了童话般的夏天。
自此以后的每届大赛（2008、2010、2012），他们都以令人信服的表现至少进入了半决赛，要不是与以“宇宙队”巴萨为核心班底的西班牙巅峰期重叠，日耳曼人的最终加冕仪式大概不必等到2014年的马拉卡纳。收获大力神金杯固然可以视作对他们持续努力的回馈，但从呈现比赛的方式来看，那支德国队的夺冠之路上实际并没有展现出绝对的统治力（半决赛大比分淘汰东道主是不正常的例外）。相反地，沉湎于传控战术和无锋阵型已经暴露出反噬德国足球立队之本的危机。若不是勒夫在淘汰赛阶段的幡然醒悟与绝代前锋克洛泽的老当益壮，他们也许根本吃不完千里空运而来的、供应全队至决赛之后的家乡土豆。
很多球迷至今难以相信德国足球四年之后的迅速跌落，把责任归咎于主教练的用人、更衣室氛围或夺冠后缺乏饥饿感。然而他们并未认识到，德国足球的病根还是出在人才培养和选拔的青训体系上：上一期青训红利的中止以及人才培养理念的僵化。此前展开的技术流的改革井喷了一大批优秀的技术型中前场球员，这也实实在在地带给了德国足球十年荣光，但长时间执拗于同质化的人才培养，造成了如今德国中锋、边后卫和防守型后腰的断档以及同类“多面手”进攻球员的无效重叠。
关于这一点，前国脚绍尔早已对这样的选才理念埋伏的危机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在2017年的一次访谈中指出，目前德国青训太注重培养体系球员，过分强调团队纪律而不鼓励发掘具有突出个人能力的天才球员，打击甚至磨灭了年轻人的创造力。正是这一对后备人才的培养、选拔思路使德国足球的技术改革之路越走越窄，战术安排日益僵化，自我的调整空间也被压缩殆尽，以至于在磨合、准备时间极为有限的大赛中，经常陷入无力、慢速又低效的传控，绝境时刻欲重拾传统艺能又不得的尴尬困境。
11月23日，德国队球员哈弗茨（左）在比赛中射门。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在德国足球2006—2016的十年青训红利期内，涌现了像施魏因施泰格、拉姆、克罗斯、穆勒、诺伊尔、格策、罗伊斯、博阿滕等世界级球星，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球员均成长、效力于相同的俱乐部，在长年的朝夕相处中心意相通，这也迅速提升了国家队的战斗力：
技战术层面的巅峰出现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彼时勒夫治下的德国队球风硬朗又不失华丽，立体进攻兼具速度与高度，攻防转换简洁高效，疾风掠火且兵无常势，淘汰赛对英格兰和阿根廷的大胜均堪称杰作；
俱乐部层面的高光时刻则无疑是2013年德甲双雄拜仁慕尼黑与多特蒙德会师欧冠决赛，两队在新温布利大球场向全世界合力奉献的视觉盛宴，将传统德国足球的冲击力与现代足球高位压迫、团队进攻的几乎所有特点诠释得酣畅淋漓。
此后，世界足坛炙手可热的顶级名帅瓜迪奥拉空降巴伐利亚，开始以德甲班霸为试验基地加深对传统德国足球技术化的系统改造，他在执掌拜仁帅印三年间的各项试验虽难言成功，却获得了德国足球专业领域的多数认同，这其中当然包括一直希望复制巅峰巴萨踢球方式的国家队主帅勒夫，此后他的球队便在传控和无锋的打法中逐渐迷失自我。
另一方面，作为国家足球战略支撑的高级别比赛载体，德甲联赛也未能利用好双雄欧冠决赛会师及名帅瓜迪奥拉的到来实现品牌形象升级与人才虹吸效应。为了最大限度地持守德国人对“纯粹足球”的初心，德甲联赛至今仍坚持着“50+1”政策，即原俱乐部在股东大会上必须占据超过一半的股份而拥有最终表决权。
在金元足球盛行的年代，大量中东和北美资本迫切希望入主欧洲，21世纪以来得益于横财注入而迅速崛起的英超、法甲“土豪球队”（如切尔西、曼城、巴黎圣日耳曼等）似乎正在指示着顶级俱乐部发展的另一方向。相比之下，德甲在比赛的火爆程度上并不输于英超，上座率在疫情开始前长年位居欧洲五大联赛之首，但各支球队分配到的广告赞助和电视转播费却远远低于后者。
最近几年，尽管出现了像莱比锡与霍芬海姆这样试图通过“擦边球”规避“50+1”政策的球队，但在视“50+1”如生命的德国足协和德国死忠球迷眼中，资本家们的扩张野心会侵害德国足球健康的肌体，玷污原始的足球情感。
于是，莱比锡身后的“Red Bull红牛”集团只能更名为“草地球”（Rasenball）才能维持对俱乐部的冠名，而霍芬海姆俱乐部的老板、深爱足球七十余载的大富翁霍普也因个人持有超过半数的球队股份而一再遭受德国球迷的当面辱骂。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严苛限制和人身攻击无情地表明，德甲联赛短期内恐怕很难实现接近英超的商业价值。
随着外界对德甲关注度的逐渐下降，当曾经以“青春风暴”叱咤欧洲的多特蒙德、勒沃库森开始沦为他国豪门的青训大本营，当2012年6月以后出生的德国小孩不再知道德甲冠军是否“还可以是”拜仁之外的其他俱乐部，联赛正在失去对顶级球星的吸引力和竞技体育的终极悬念，已是不争的事实。
2021年8月22日，拜仁慕尼黑队球员莱万多夫斯基（中）与科隆队球员斯希里（左）、柳比契奇拼抢。新华社/欧新
当然，德国足球依然有着令世界各国羡慕的厚实家底：多次大赛夺冠的经验、大量的专业足球人口和持续火爆的球迷氛围、覆盖全国且成熟完备的各年龄段训练-选拔-比赛机制以及健康的联赛、俱乐部运营……这些优越的条件都构成了他们复兴的基础。
此外，目前遭遇的困境并非积重难返的严重后果，德国足球不必再次经历本世纪初那样的自我否定。如果能够统一思想，认清当下问题所在，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思路，在传统和变革中找到更契合自身特色的平衡点，转益多师的同时坚持“为我所用”，那么在不久的将来，重新收获一批青年才俊，出产世界级的前锋和具备突破爆点属性的天赋球员，平衡并丰富战术打法，回到世界冠军和欧洲冠军的有力竞争位置，也并非难事。至于具体的技术细节，想必不用担心德国足球专家们的经验和智慧。
21世纪以来德国足球的复兴和低潮在短时段内交替上演，本身就体现了现代足球运动蕴藏的活力。技战术的斗法制衡和人才更新换代的周期缩短，警告着那些取得了一时成就的运动员和管理者：巅峰期太短，不足以居高自傲；功劳簿太薄，不足以躺平享乐。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只数年，唯有不断疏浚改革的源头活水，才能保持不竭的竞争力。
在此过程中，则既要敢于大刀阔斧，又要善于小处着眼；既要平衡固有传统的继承与外部经验扬弃，也要时刻敏锐、及时调整、允执厥中。这对任何一个领域的掌舵者而言，都是极高的要求，岂只足球！
无论眼下的失败多么苦涩，热爱德国足球的人们仍会一如既往地站在自己喜爱的球队身后，用实际的支持或默默的关注，陪伴着这支给自己留下过无数情感和记忆的球队，见证他们再次攀向山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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