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工作者”到“心智工作者”

日期:2022-10-12发布:www.qubaike.com

从“知识工作者”到“心智工作者”

作者|朱岩梅 (华大集团执行副总裁、首席人才官)

“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一词,是德鲁克在1959年《明天的里程碑》中提出的,指具备和应用专门知识从事生产工作,为社会创造出有用的产品和服务的人群。由于他们掌握了知识,从而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和影响他人的权力。

德鲁克深刻地洞察到:我们将生活在一个知识时代,首要的资源是知识,而不是厂房、机器。知识,将成为下一个社会的主要生产动力,知识工作者,将成为社会经济劳动的主体。知识工作者的专业知识,就是自己的“生产工具”,他们可以主动地整合资源、创造价值,促成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局面的改变。

而在此之前的社会,无论是奴隶、佃农或农场雇用的帮手,在店铺里当学徒或帮手,在工匠店做熟练工人或学徒,或在家里当不自由或半自由的仆人等,他们都是为主人或雇主工作。蓝领制造业工作兴起之初,工人也是为主人工作的。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独立工作者。19世纪后期,工厂逐渐取代主人成为雇主。20世纪,公司取代工厂成为雇主,主人才被老板所取代。

知识管理革命

伴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人类发生了新的革命——知识管理革命。在知识社会中,真正的投资不再是机器和工具,而是知识工作者。如果没有了他们,不论机器多么先进,都无法产生生产力。

管理学先驱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提出:管理的职责在于衡量。在泰勒的观念里,管理者仅仅是承担监督责任的人,是记录员、报告员,负责收集与决策相关的信息,这造就了一个致力于监督、测量和观察的管理“品种”,成了后来的中层管理,但是这种仅仅致力于提高效率的管理,却成了影响企业效率和决策的最大障碍。

当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超越体力劳动的贡献,“知识工作者”的重要性超越体力劳动者,泰勒的“科学管理”就面临了重大的挑战。

彼得·德鲁克曾指出:这100年来,管理学最大的成就,是把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提高了50倍。体力劳动者的重要性固然不可低估,但这已不再是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了。21世纪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

知识工作者,既包括有知识的员工,也包括老板。管理的重要性日渐提升,成为一门新的知识学科。

管理,不仅是确保企业高效运转的工具,也是基业长青、健康发展的保障,还是推动技术升级、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更要发现人之价值、提升人之价值、激发和释放人之创造力与想象力,并最终让人获得成就感、尊严和自由的核心保障。

在知识型社会中,知识是工具,知识的重要性取决于对完成任务的作用而定。所以,知识社会需要一个独特的功能——知识管理。

无论组织从事什么样的业务,所有的管理者都做着相同的事情,他们必须将具备不同知识的人集合起来,共同完成一个目标。他们必须尽心思考组织追求的结果,必须定出目标。管理者必须让人们将优势展现在对目标实现的绩效上,而将劣势变得无关紧要。

知识工作者都有责任去思考“企业经营理论”,这也是组织决定不做什么的假设前提。他们需要一个“器官”(部门)或一些工具去思考战略,亦即可以把企业目标转变为绩效表现的方法。他们必须要定义组织的价值:奖赏和惩罚系统、精神和文化。

在所有组织当中,管理者既需要管理知识作为工作和纪律,也需要理解组织本身,其目的、价值、环境和市场以及核心竞争力的知识。

在19世纪时,管理几乎无人知晓,如今却成了工作的中心。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投身管理领域,管理的水平决定了经济进步的速度和质量,决定了政府服务的效率,决定了科技进步的力量。我们的“管理”方式、我们塑造组织形态的方式,影响和反映了社会的走向。

从“知识”到“心智”

管理学思想开始关注人的问题,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是受到绝望的驱使。由于个人拥有了自由和平等人格,不再从属于某个雇主,个人和组织价值观问题就凸显出来。今天的员工不忠于任何人,只忠于自我。只要管理方法不考虑到人类本性和动机,就摆脱不了怠工、罢工、“摸鱼”、“内卷”等行为。

公司变得越来越像个部落,是一群价值观类似的人的选择。然而,如何确认自己和他人的“价值观”?你真的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吗?我指的是“行”出来的,而非只是“说”出来的。如何理解他人的“价值观”,即便是他“行”出来的,你理解得对吗?

面对同样一件事,有些人想得更乐观、有些人想得更悲观;遇到一个困难,有的人习惯于从外部去找原因,有的人习惯于从自身去找原因。这些具有惯性的思维方式就是心智模式。简而言之,所谓的心智模式,就是我们头脑中惯有的组织和加工世界的方式。

每当我们看见别人的一个行为,都会在大脑中产生一个想法,表面上看起来是他人行为的映射或投射,其实是我们思维的“推论阶梯”的产物。推论阶梯揭示了人们非常容易基于选择性的信息、错误的假设和偏颇性的结论形成不正确的信念。

我们寻找什么,就会看见什么。我们知道什么,就会寻找什么。

如果把思维比作一部复杂的机器,把人的行为比作这部机器的输出,那么心智模式就是驱动这部机器的底层操作系统,而知识、经验则像是底层操作系统之上的APP(应用程序)。如果不升级底层操作系统,APP、信息量再多也没用,还会信息过载,以致卡顿、无法运行,甚至宕机。

为何如今大家认同马斯克说的“第一性原理”、芒格提出的“多元思维模型”?正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梳理、清理过载的信息和知识“APP”,但仅仅这样不够,真正能升级我们的“底层操作系统”是心智的突围。罗伯特.凯根等在《心智突围》一书中提出的如何打破“变革免疫”(Immunity to Change 简写ITC),将是每一个知识工作者、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和掌握的。

心智模式决定情绪和行为,并决定我们如何发展自己的心智模式。德鲁克在著作《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提出:“21世纪,所有知识工作者都需要学会自我管理。” 这种管理,不是拼命学习知识,运用知识,还包括如何“运行(Operate)”这些知识。

21世纪,仅追求成为“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已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成为“心智工作者(Mind worker)”。正如运行一台计算机,不仅需要有足够的内存空间和数据量,更需要更强大的操作系统(OS Operation System)。

尽管成功的企业层出不穷,但想用任何确定的单一原因解释为什么有的企业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最终都像“用瓶子捕捉闪电一样令人生畏”,但这项工作又总是充满着诱惑,散发着迷人的光晕。管理学像一支不断进化的物种(这就是为何公号取名“管理进化论”),总是让理论家的美梦落空。管理实践的真知,不仅一次次地从理论家眼皮底下溜走,也一次次从一度成功的实践者指缝中成功逃脱。这也是为何诺贝尔没有管理学奖项的原因。

管理,没有最终的答案,只有永恒的追问。越来越多的人都能感受到:21世纪,管理比其他任何力量都更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人类的好奇心和寻求安全和掌握力的本性,会推动我们继续探索卓越企业的奥秘,但是绝无可能一劳永逸地揭示出卓越管理的终极样貌。或许正如克雷纳所说:“对于成功的精髓,我们注定只能惊鸿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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