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
过去十年间，若说中国有哪种影视产品变化最大、进步最快、取得成绩最明显，非“主旋律”莫属。
大约不用提醒，你就能轻易想起从《战狼2》到《长津湖》的全民观影奇迹，还有《觉醒年代》和《山海情》所一次次触发的全网热搜话题。
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主旋律影视，在这十年里，究竟做对了什么？
“广义化”和“大写化”
主旋律本是音乐名词，指演奏中一个乐章或声部的主要曲调。
1987年3月，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首次借用这个词，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由此，“主旋律”被当成默认喻体，广泛用于影视剧创作中。
具有政治高度的题材指向、吻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作品主旨、体现时代精神和反映人民群众根本愿望的立意基调，这些宏伟的表达，构成了主旋律的全新意涵。
我国主旋律影视源远流长：《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等红色经典生动鲜活、织成几代人集体记忆，“大决战”三部曲历时六年、长达11小时、调动十余万部队和大量飞机舰艇坦克火炮等真实装备参演、至今被津津乐道为人类军事电影史上的奇迹。哪怕进入新世纪以来，亦有《士兵突击》《亮剑》《潜伏》等宝贵尝试与成功的经验积累。
但置身市场化、产业化的现代传播环境之后，主旋律注定面临宣传和娱乐所构成的天然张力。
早在1989年1月25日，《中国电影报》即在头版头条刊发过名为《主旋律？！娱乐片？！》的评论，从标题不难发现：我们一上来就建立了一组二分法，一组非此即彼的对立。
主旋律提法诞生之初，就基本被定义作非娱乐的，甚至是，反娱乐的。这是一种，政治站位和文化姿态上的，复合精英主义倾向，它很难把“大众趣味”纳入视野。
后来之所以要从《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进入电影电视剧，为的就是群众的喜闻乐见、就是要感染更多的人。
因为，主旋律不仅是“主”也是“旋律”——对旋律而言，曲高和寡并不是理想结局。
这就要谋求“出圈”，在流行消费文化的“地盘”上和“玩法”里，对其施行降维打击：一边强势证明自己、一边强力改造它们。
“出圈”的首要任务，是对主旋律三个字更开阔的理解方式，是解决主旋律的“狭义性”和“排他性”。
主旋律不是小学生的思想品德课、考研的政治卷、公务员的申论文章。
相反，主旋律是每个人心理上的最大公约数：理想、正义、奉献、牺牲、爱，这些天然具有感召力的共识。
主旋律恰恰是最有用的、最不该被人反感的影视要素、基因质地。
试问，谁不在渴望更大写的生命形态？谁不渴望丰足的日常生活所不能提供的更伟岸崇高的感怀、渴望知道眼下拥有的一切来自哪里、渴望孩子们传承和记住所值得记住的所有？谁不渴望找到点燃自己、鼓舞自己、营养自己、撑持自己的东西？谁不想在内卷时代、在信息茧房中搭救自己？
还有比主旋律，更能为上述诉求提供营养的吗？
影评人毛尖说：“如果发扬中国文化是国策的一部分，那么，有哪一部影视剧的目标不是如此？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哪部剧可以置身主旋律之外？”
谁说只有《开国大典》与《建党伟业》才是主旋律？
《山海情》那样的乡村题材是不是主旋律？你能说“脱贫攻坚”不是主旋律吗？
《破冰行动》那样的罪案题材是不是主旋律？你能说“扫黑除恶”不是主旋律吗？
《温州一家人》那样的商业题材是不是主旋律？你能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主旋律吗？
也许以后，我们该为主旋律换个更恰切的称呼：新主流艺术。
这个主流，既指价值高度而言，也是社会辐射面、影响力乃至公众口碑、票房收视率等市场要素的描述。
“类型化”与“商业化”
一旦从“题材指向性”转为了“价值指向性”，那就不再是“讲什么故事”（狭义的革命战争史诗或伟人英烈传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讲故事”。
最重要的转型，就是对类型片框架、类型片叙事基因的借用。
《长津湖》是战争片，《红海行动》是警匪片，《革命者》是传记片，《我和我的家乡》是喜剧片，《中国医生》是职业片和灾难片，《万里归途》是公路片，《战狼》系列是超级英雄片。
“类型”指的既是各类商业片种，也是一套被市场充分检验过的、被证明有效的题材及叙述法则。“装进类型里面，在动作设计、拍摄技巧、调度诀窍、剪辑节奏、表演方式上遵循类型规则，主旋律会变得极其好看”——它几乎成了这些年中国电影最显著的趋势，乃至于开始被冠以新的词汇：“commercial nationalism”，即“商业民族主义”。
词语来自美国，但本土化以后，迅速戳中了中国观众的兴奋点。
以《战狼2》为例，它熟稔地为自己植入了一种单线式的、主角光环巨大的剧情话术，反复出现的长镜头里，冷锋以一人之力消灭反派，很显然，这在思维方式上极其接近好莱坞一线的类型电影。
但是，冷锋在这里几乎已经超越于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他作为符号和象征，与背后一个更加庞大的意识形态支撑物之间保持着紧密的指涉关系：从吴京每时每刻挂在嘴边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及这句话所给予他的力量和鼓舞即可看出，影片的最佳策略，是将国族之力量和主角之力量绑定在一起，是将“中华”人格化为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战神，以后者之无敌，隐喻了前者之无敌。
它闪现出的效果，已经被影厅里的摩肩接踵和万人空巷，所无条件验证。
当然，在强调“类型片让主旋律变好看”之余，也不可放过“主旋律让类型片得到了什么”。
好比张艺谋的《悬崖之上》，从叙事上看，它其实有瑕疵——它的分段多线叙事在文本上缺乏递进关系，对这个故事的情绪而言，张译、于和伟、秦海璐几个角色提供的东西没有区别，都是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等于，它的群戏，仅仅拍成了“独戏”的若干次复现。
可一旦从“主旋律”处着眼，这瑕疵立即可得到解释，甚至可构成了某种升华：“多主角就像一主角”的感觉，反而更吻合革命年代、救亡年代里那种消泯了小我的、组成一个大我与朝我的革命者群像，更吻合那种无条件的信任与保护。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意志品质、心怀的是同一片热土和家国、头顶的是同一个理想和同一个“革命者”的标签。
等于说，主旋律注入的一切，改进了类型片范畴里的漏洞和瑕疵，对其人物高度和情绪高度，催化出显著的提升。
“青春化”与“平民化”
如果主旋律的类型化是一种已持续多年的良性趋势，那么主旋律的青春化，就出现得更加晚近、也更有“流量”与新意。
当然，它引起过不同意见，比如《1921》一度产生的选角争议。
但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这里所说的青春化，不等于偶像化与饭圈化——没人规定过，青春就等于无脑追星和“我家哥哥好帅”。
一切只取决于，主旋律是否能呈现以更青春的气质、在更青春的接受群体里建立信念共同体，是否能让这个群体用他们习惯的语言，称赞一句“yyds”。
就像《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所言：“年轻观众从来不排斥主旋律，他们排斥的是悬浮的、不接地气的、粗糙的、不严谨的作品。”
这样的青春化是由内而外的，“内”有情绪上的热血激越、有表达上的浪漫肆意，“外”有大量年轻的角色嵌入、大量年轻的演员担纲，更有大量年轻的观看者以之为契机、找到年轻的意义。
那本来就是一个“年轻人试图做大事”的时代。别忘了建党那年，作为老前辈的李大钊，也不过才29岁。别忘了建党百年时，我们的纪念标语是“100年，正青春”。
他们也是80后和90后——19世纪的80后和90后。他们的勇敢、决绝、坚定不移、百折不挠，他们对光明未来的追寻，都是热血、燃爆、少年感的标配。
这都是主旋律得天独厚的、予取予求的“青春逼人”。
于是，我们看到了《觉醒年代》打破时空的区隔，让数以亿计的当代大学生，感受到曾经的革命志士与先辈，如何拥有过每个人的青葱岁月间、和那些再熟悉不过的情感，又如何面对过抱负、使命与情感间的撕扯，如何艰难痛苦又义无反顾地做出了取舍。
在抖音、在B站，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慷慨赴死的片段，点赞数会超过几十万。两个年轻人的热血、正直、视死如归的坚定，令今天的同龄人为之震撼。甚至连他们与父亲陈独秀之间的冲突，都特别适合今天常为代沟和原生家庭困惑不已的少年，参照与殷鉴。
这样的目睹和代入，随时可从剧情内破屏而出、返回他们自身的生活现场与情绪现场，随时关联到他们正在现实中遭遇的无数彷徨苦闷，并铺开通往答案的路径。
于是，我们看到了《长津湖》是怎样巧妙使用伍万里（易烊千玺饰）这位眉清目秀、有攻击性又很酷的生瓜蛋，支撑起整部作品的“戏眼”、悬念、视点，用他的成长线为银幕前的各位提供“如果我在那里会怎样”的想象，然后你就必须调动整个观影过程去和他一起经历：从叛逆到畏惧到无所畏惧，最后明白战争和英雄的意义，明白那一代军人淬炼和锻造自身的全过程。
于是，我们看到了，有时候主旋律甚至不介意让年轻人借题发挥，搞出一点戏仿、拼贴、元素重置的后现代“加戏”：《人民的名义》热播时，“达康书记的GFP”成为微信表情包，大家玩high了、转疯了，却也在不知不觉间，领会了剧中所传达的清正廉洁、刚直不阿，坚定了对我党重拳出击、净化干部队伍的信任。
效果实现了，何必计较它的达成过程是否轻松另类、殊途同归？
和“青春化”同步闪耀的另一道高光，是“平民化”。
《山海情》看起来土到掉渣、没有半分爆款品相，一旦深入咂味，却分明触摸到一整部肌理细腻、刻骨铭心的乡土中国史诗。将乡村建设的全局、全貌、全程，把东西部扶贫协作、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输出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克服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把如此之多的要素，从容、有序、富于逻辑性和节奏感地逐一呈现。
《大江大河》《人世间》都是“平民铸造历史”的思路，在最平凡的中国人身上波澜壮阔的变迁。
《功勋》里的诸位主角，有普通现役军人（李延年）、普通退役军人（张富清）、普通科研工作者（于敏）、普通农村妇女（申纪兰）……
《理想照耀中国》中出现了温州的个体工商户、隧道工程师、滇金丝猴研究员……
《警察荣誉》的群像已落在不能更接地气的触点上：基层片警。
他们既是主旋律的谱写和托举者，也是主旋律最该送达、最该打动的接受者。
青春中国写华章，平民史诗树丰碑，都是让主旋律从历史橱窗里的宣传画和纪念碑，变成大众文化土壤间近地生长出的凡人英雄与素人偶像， 都是既告诉了你“那些伟大的人也和你一样”，也告诉了你“那些人为什么会那么不一样”，以及，“你也可以和他们一样”。
除此之外，主旋律还有许多亮色，星罗棋布于这十年的演进革新里。
比如结构形态上的创造力：《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同心圆结构三部曲，以“同题作文”实践一个主旨下的不同实现方向。《金刚川》和《长津湖》则不约而同启用三导演制，优势互补，保证了特殊时期的创作进度与效率。
比如不拘一格的人才汇聚：林超贤（《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徐克（《智取威虎山》和《长津湖》）、刘伟强（《中国机长》和《中国医生》）、李仁港（《攀登者》和《烈火英雄》）等一大批香港导演北上投入主旋律，创作中对港片成熟经验的吸纳和再造，反向确证了，“爱国”原来也能激发足够的肾上腺素、也能海纳百川。
再比如许多另辟蹊径的聚焦，同为重大题材、伟人治国题材，《外交风云》锁定外交战线的专题史，《香山叶正红》浓缩在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京到开国大典之间这短暂易被略过的时段，《特赦1959》更把目光投向战犯改造与释放这个冷门角落，它们纷纷拍出了不同以往的新意。
结语
中国主旋律影视走过的十年，是以更符合影视艺术本质规律的、更吻合人民美学需求的、实事求是的、兼收并蓄的智慧，来讲好中国故事、建构国家形象的十年，是主动与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叙事抒情手段相结合，在高度成熟和发达的现代表达里，放进我国我党我军我民的传统、信仰和故事的十年。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这是文化战线对时代任务的回应与担当，主旋律责无旁贷，主旋律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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