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的人往往看起来正确，但实际上只有坚持乐观的人生态度，你才能走得远，才能真正把事情做成。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梁宵
编辑｜米娜
头图来源｜中企图库
面临诸多挑战的当下，更需要企业家精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这些素质又如何帮企业穿越周期？
12月11日，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第二十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暨第二十二届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上，张文中和姚洋围绕“回归商业本质，再议企业家精神”的主题，就上述话题进行对话分享，两位嘉宾一位来自企业界，是物美集团创始人、多点Dmall创始人；另一位来自学术界，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他们的跨界对话要点如下：
1.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乐观的人，不乐观的人做不了企业家，乐观是企业家必备的一个基本特质。只有坚持乐观的人生态度，才能走得远，才能真正把事情做成。心中有春天，人生就充满阳光，心中的春天是不受四季影响的，能够让你有更强的意志力去抵御方方面面的压力。
2.在任何时候，企业家都不要忘了自己是创新、创业、创造的最重要的承担者。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信心，同时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创新，这种创新一定要接地气。
3.现在我们已经牢牢建立了一种思想，就是要做实业，要给经济提供真正的价值，要有大量的研发投入，这就是中国企业、中国经济的一个希望所在。
4.数字化变革会遇到巨大的阻力，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有公司变革的战略思维，同时要有开放的文化、开放的组织，与此同时，一定要有阶段性的胜利来鼓舞大家，否则这个变革就成功不了。这的确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但是是一件值得做的事，也是必须做的事。
5.做商业，如果自己的主业都不赚钱的话，是不太可能成功的。所以到今天，我们更强调回归商业本质，就是要给老百姓提供实实在在的价值。
6.未来三年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确定的不确定性，没有选择的选择，企业家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有存在的空间，就在于与生俱来就应该具备这种迎接挑战、迎接不确定性的能力。如果说一切都是确定的，那可能也就不需要企业家了。
以下为张文中和姚洋的对话内容，有删减。
姚洋：这个话题其实应该让张总先说，我就先抛砖引玉。我觉得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最重要的精神可能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要保持乐观。
我观察这些能够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乐观的人，不是乐观的人做不了领袖，因为要带领员工，那自己必须也要相信。我第一次认识马云，那是在1998年，他来参加我们的一个论坛，因为我们俩是同龄人，那时候啥都没有，互联网就是在画饼，但是他激情澎湃地在那讲，就要跳起来。我觉得这个人行，像这种乐观的人才能成功。
特别我看张总做企业的经历，他一直保持了乐观的心态，这个非常重要，最后你看都是那些保持乐观精神的企业家能够活下来，最后能够成功；悲观的，就可能被市场大潮扫地出门了。这样疫情结束了，所有的事情都回归正常了，而且还有增长了，那么就会失去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
第二方面就是要保持韧劲。经济有困难，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其实每一次经济下行都是优胜劣汰的过程，那些做得不好的、或者冒进的企业通通败下阵来，只有那些比较谨慎的、现金流安全的，能够趁这个机会把内功练好的企业，最后才能胜出。
张文中：我完全同意姚院长刚才这两个观点，我也做一点补充。首先乐观对企业家来说，是必备的一个基本特质。我也常说，悲观的人往往看起来是正确的，大概说的也不错，但实际上只有坚持乐观的人生态度，你才能走得远，才能真正把事情做成。而且最终这种乐观态度被证明可能是更有远见的。
关于坚韧，我也完全赞成，企业家一定要有这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精神。如果不具备这一点，你不可能真正克服困难。当前面临的形势确实是有挑战的，但任何企业的成长都不会一帆风顺，今天我们是多重困难因素叠加，对企业家的要求就更高了，特别是刚才姚院长说的对韧性的需要，就更加突出了。好在过去几十年，也让我们看到企业家与生俱来就有这么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恐怕也做不了企业家。
我想再补充一下，我觉得在任何时候，企业家都不要忘了自己是创新、创业、创造的最重要的这么一个承担者。所以即使要克服困难，即使要突破当前的艰难险阻，也需要有这么一种创新的精神，一定不能拘于原来的老套路。虽然目前形势很复杂、挑战很大，但是我依然认为企业家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几年之后，我们也会发现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是有一批企业在成长，还是有一批企业家在引领未来的发展和创新。
如果再补充一下，学习也很重要。我们这个时候也要给自己多充电，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其实有的时候多读读企业家的成长史，多读读经济史，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完全没有解决的办法，最终肯定是有出路的。
姚洋：这一点我跟张总想到一起去了，其实困难的时候，我给自己定的目标也是一样，多读点历史，读了历史之后就豁然开朗了，对于企业家来说，读点历史还能知道更多的抵御风险、抵御经济下行的一些办法，我非常赞同。
张文中：其实总会看到很多非常复杂的因素围绕着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实在是太艰难了，可能根本就找不到出路。但往往主观判断或者这种感觉并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有一本书叫《事实》，这个很多人都看过，它就做过大量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比如看新闻，天天看的都是大量的负面的，觉得可能天都要塌下来，但实际上新闻传播本身就是这么一种性质，只有不典型的、能够引起大家关注的事才是新闻。但是你要看一看，整个的人类是在不断进步的，技术也在进步，老百姓的生活也在改善。当前很多的困难，如果长远地看，或者说过了一年两年再回头看，并不是没有答案、不能解决的。
我讲讲自己的亲身经历吧。大家都知道我曾经被冤案过，物美其实一直是中国流通产业的引领者，我们早在2003年就去香港上市了。2006年正是我们发展最好的时候，我碰到了这个冤案，等到了2014年，我能够再看这个机会的时候，应该说行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那个时候，数字经济已经对行业进行了颠覆性的塑造，肯定那个时候物美已经落在后面了，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在香港退市了。但是也看到了机会，数字化对于改造传统零售产业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真能拥抱数字化，能够用数字化的理论、思想、方法对流通产业进行结构重构，就意味着还有可能获得一波新的机会。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以数字化为基础创办了多点，多点现在也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为零售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的公司之一。
同时以数字化技术为工具，物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先后收购了百安居、麦德龙，还有乐天玛特在华北的这些商场，成为重庆百货的并列第一大股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任何时候恐怕都要保持信心，同时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创新，这种创新当然一定要接地气，如果你这么做也许还会有机会。
姚洋：我非常赞同张总的这些分析，特别是现在在自媒体上看到的一些比较悲观的论调，但往往忽视了这些论调背后的经济本身的规律。
我自己研究发展经济学，也研究中国的发展，一直是关于中国经济的乐观派，我觉得中国经济本身是没有大问题的。其实你想一想，如果中国经济都有问题，那世界别的国家怎么办？如果把中国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去比较，我们无论是在技术、创新、教育等各个层面，可以说都是远远超越他们的。
我们有时候会把中国和发达国家比，特别跟美国比，好像在所有方面都落后于这些国家，人家又要打压我们，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就要止步了。但实际上这种比较本身就不对，我们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6，如果这样就能在所有方面都超越美国，那这世界就倒转了，反过来说，正是人均收入还有差距，所以潜力仍然是巨大的。
我特别强调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牢牢建立了一种思想，就是要做实业，要给经济提供真正的价值。这个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搞点金融，搞点资本组合，就可以赚钱。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企业都转变了思想。现在中国研发投入已经是世界第二，相当于美国的2/3，远远把其他国家甩在后面，持续这样投入下去肯定是有结果的。就像张总说的，哪怕是零售企业这样一个传统行业，也得转型升级，要有大量的研发投入，这就是中国企业、还有我们经济的一个希望所在。
我计算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仍然是在5.5%到6%之间，现在观察到的增长速度是远低于这个潜在增长速度的，疫情结束后比潜在增长速度更高，也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要去轻信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国外的人进行的分析，他们实际上带着一定的目的的。比方说劳伦斯·萨默斯，他做过哈佛大学校长、世界银行的行长、美国财长，说话很有分量。他说你看以前说苏联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说过日本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都没有成，所以中国也有极大的可能性永远超越不了美国——这个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是苏联的五六倍，所以我们是比较容易在总量上超越美国的，我仍然是保有信心，我们到2030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仍然是大概率事件。
张文中：听了姚院长的一番话还是很受鼓舞的，姚院长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专家，他的分析的确有道理，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的确在这，我想这增长潜力一定也会释放出来，当然这个要靠很多宏观政策的指引。
我也曾搞过一段时间的经济研究，在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最早搞价格研究，中国石油价格改革最初的方案就是我提的。1989年，中国第一次把20多年就一直静止在那的石油价格做了一次调整，包括逐步开始探讨石油价格形成机制，包括跟国际接轨，当时给国务院的报告，我是主笔人。今天听了您的分享，知道您这方面研究很深，从您的角度来看，如果真要实现5.5%到6%的增长潜力，今后的一年或者说三年，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应该是做些什么？
姚洋：这是一个大的话题。简而言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提振国内消费。
过去几年支撑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是外需，外需增长占到了经济增长的1/3，但显然这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全球普遍预期就是明年开始，美国还有欧洲要陷入轻微衰退，那么相应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就会下降，我们以美元计价，已经看到10月出口负增长了。
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很明显是因为消费不足。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在消费端发力，中国一直以来容易去做的就是投资，说需求不足，那就搞投资，但是投资的潜力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已经不足以支撑整个经济的复苏了。
我一直说我们是生产型政府，就是重生产、轻消费，不太愿意拿出真金白银来刺激消费。比方说我们叫保就业，我们怎么保？我们保市场主体，别的国家直接给钱，你雇一个工人我就补贴多少钱。我们是说你到银行贷款，然后赶紧再生产，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现在是生产过剩，不是生产不够。你应该保需求，保需求没别的办法，全世界都一样的，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其实我觉得转变一下观念就行，把那些搞基建的钱直接给老百姓，好多基建不也是为了提升老百姓的福利嘛，还不如直接给老百姓，因为消费是直接GDP，给老百姓1.4万亿，1.4万亿的GDP就有了，而且它还有一个乘数效应，一般来说是3，那就是4.2万亿的增长了。所以宏观政策方面要注重消费，而不是还去刺激生产。
张文中：我从微观层面补充一下，还有一些因素也会促进中国经济释放增长潜力，比如说我觉得数字化就是最大的一个红利。中国的数字化已经有很好的基础，而且大有可为。
比如刚才姚院长说零售企业听上去是一个技术含量不太高的行业，但这两年在数字化方面也的确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流通企业自身的运营效率，对流程进行了彻底的重构、优化，原来可能要五步完成的，现在两步、三步就够了，原来一些做不了的事现在也能做了。人人在线的时代已经来了，所以这方面潜力巨大，包括工业互联网也很有机会。
姚洋：听下来感触非常多，因为我们家住的地方原来有一个沃尔玛，以前购物都会去那边，但是沃尔玛去年关掉了，我也非常感慨，因为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每个礼拜要去一趟沃尔玛买东西。后来回国之后，家门口就有，觉得很开心。可是2020年关掉了，好像一个时代结束了似的。
所以我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是，您刚才也说了，从2014年物美就开始数字化转型，那时候其实这个概念还很少提，绝大多数人还是在线下买东西。那个时候什么因素促使你要做转型？这个投入量肯定也是非常大的。
张文中：院长观察得很仔细，2014年时，确实线下渠道还是占主导地位的，线上正在冉冉升起。其实我们看到流通业在今后的5年、10年、15年，如果不拥抱数字化，前景可能会很黯淡的。
它的背后是什么呢？原来的流通企业是建立在传统的IT技术架构上，包括刚才您讲的沃尔玛之所以能在过去几十年一路领先，也在于它应用了大量的IT技术，IT技术让它能管到单品，能对整个行业进行大规模的重组。
但是到了DT时代，到了数字时代，如果还是用老的IT架构，其实你是跟不上趟的。这时候怎么办？因为中国毕竟有将近1亿人是在流通产业工作的，如果完全是颠覆性的，用新的电商产业摧垮了原来的零售产业，可能也得不偿失。我觉得无论是从社会，从这些企业，还是从这些从业者来看都不太公平，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看看有没有可能，用数字化的方法对传统的企业进行彻底改造，让他们能够跟上数字化的浪潮，而不是成为被落下的那一拨人，让他们能够享受数字化的红利。
经过一番分析，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可能姚院长也知道，我们背景差不多，我原来学数学的，后来搞流通产业，所以跟一些领先的投资机构商量，特别是一批很优秀的年轻人，都是80后、90后，跟他们一拍即合，一起创立了多点。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做一套新的基于数字化的理论、技术、方法的操作系统，来让零售企业很好地进行数字化转型，拥抱数字化的变革，真正地享受数字化的红利。
比如说从前端消费者，我们第一天就考虑用一个APP，让消费者既在家里能够下单买东西，同时又能到商场用它来结账，会员信息等都在上面。同时对于企业内部的管理系统进行彻底重构，让企业原来的IT系统一下子升级到数字化时代，让它的数据的存取，所有内部工作的流程都基于云端，内部也是用一个APP把所有工作都管起来。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今年（2022年）2月时，北京周边的燕郊突然封控，而且封得很急，一下子很多连锁超市都关了，为了保北京的安全，怎么办？老百姓吃的喝的怎么办？这个时候由于物美在燕郊地区十几家商场，原来就是线上、线下同时运行，所以就紧急转换，从原来一个线上线下都做的商场完全转移到线上。
姚洋：顺便说一下，我们经常去附近的物美就是自己结账，非常快。
张文中：谢谢院长去亲自实践。一推广自助收银，马上有人说丢东西怎么办？其实要用数字化的办法把它解决，就是AI技术结合摄像头，通过边缘计算加直接的云计算解决得非常好。我们现在自助收银、自己结账的收银损耗率比人工收银台还要低，完全能够做到非常有效地用这种数字化革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流通产业一定要坚定信心，一方面是自己的一个生意，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说这时候关门歇业，确实老百姓就很艰难了。这时候物美人不能够当逃兵，坚持不关店、坚持营业、坚持平价地为老百姓提供日常所需，所以就挺过来了。
只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再加上数字化的技术底层的支持，加上原有的良好的供应链基础，配套的商业经验，其实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未来。而且数字化转型一旦成功，能让企业在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不但能活下来，还能够比过去活的手段、办法更多一些。
姚洋：数字化很关键，但其实要改变整个企业的经营流程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过去那一套大家都觉得很舒服，数字化进来之后，会打破一些人际关系，要重新构建，这个阻力肯定也是非常大的，物美想必也经历了这个过程。
张文中：姚院长又提到一个非常深刻、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数字化变革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首先大家会很恋旧，对于已经熟悉的、传统的、落后的工作方式不愿意改，还有第二个就是有些既得利益、分兵把口这么多年了，也不好改。
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有公司变革的战略思维。从大股东、董事会、CEO必须把这些事想清楚，不想清楚就干不成。最大的困难还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就是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不是真正想清楚了。比如说就流通企业数字化而言，或者就传统企业、产业做数字化转型、结构重构而言，最大的问题是用数字化的理论、技术方法重复过去老的流程，而不是去解决老的系统存在的问题，创造性地、甚至革命性地提升系统的水平和能力。
同时还有些策略可以借鉴，比如说一定要有开放的文化、开放的组织，要引进人才，但是又不能完全用空降兵。实际上在管理变革过程中，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五年，会不断有讨论，甚至争论、斗争，要找一个最佳的方案，就一定要让这个企业里边的多数人都能跟上变革的步伐，但同时又不能让公司变革的进程被旧势力掌控，否则就做不成了。与此同时，一定要有一些阶段性的胜利来鼓舞大家，让大家意识到变革是对的，而且一定要有KPI，要有真正新的销售的增长、利润的增长，或者说来客数的增长、会员的增长来鼓舞大家，否则这个变革就成功不了。
这的确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但是是一件值得做的事，也是必须做的事。
姚洋：所以能真正提供价值的企业一定会有市场和未来。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企业界的的确确比较浮躁，当时有句话叫做把猪放在风口上，也能飞起来，我当时就觉得这有些问题。我碰到一些年轻人，他们从企业辞职，放着可能三四千万不要，就要出来办一个互联网公司，我问你办了之后能提供什么价值？他说不需要，只要收集数据就行了。我当时就觉得不靠谱，我们做商业，如果自己的主业都不赚钱的话，我觉得这不太可能成功。
比如说搞共享单车，如果说目标不是通过大家使用车去赚钱，而是通过收集数据、然后卖数据来赚钱，这个大概就不对了，因为你没有从提供的主要服务里头获得收入，那就意味着你提供的价值不够，对吧？
所以到今天，我们更强调回归商业本质。我的理解就是你要给老百姓提供实实在在的价值，主业就应该是赚钱的，你不要说搞个东西，然后羊毛出在猪身上，这个时代恐怕已经过去了，或者其实从来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时代。主业不赚钱，最后恐怕整个商业逻辑是走不通的，更不用说那些通过主业去忽悠钱，投到别的地方去，最后全给亏掉了，我觉得是更不应该去做的。
张文中：院长讲的很有道理，过去7年，我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叫全面拥抱数字化，彻底回归商业本质。开始很多人说你讲数字化就行了，为什么要讲回归商业本质？什么是回归商业本质？我就跟大家说，任何创新、任何数字化的转型努力，如果说不接地气，如果说没有最后的回报或者说ROI的支撑，都是靠不住的。
今天看过去这几年，不光是中国，国际资本市场也是同样，发生了很多变化。大家越来越返璞归真，所以有了回归商业本质的这样一个探讨，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
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企业必须要更加高效率地运转，要有更多的销售、更多的用户，怎么办呢？要靠数字化。而且这种触达方式还要可持续，要有价值，要有ROI支撑。如果数字化方法触达了一个用户，但会比报纸、电视等传统方法还贵10倍，那就没人搞这个了。今天之所以大家探讨数字化，是因为它的成本效率更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再有一个，无论怎么做，绝对不要忘了，最终是为商业本质服务的。我觉得如果把这两个最本质的事情想清楚了，全面数字化、彻底回归商业本质很好地结合了，企业在当前这样一种挑战面前，也许生存得会更加有底气一些。
姚洋：我补充一点，这个话题对于创新者、创业者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过一些创新、创业者，他们没有把商业的逻辑想清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回归商业的本质。我觉得商业的本质最重要的还是要从用户端考虑，能不能从用户那里赚到钱，能赚到钱说明你给用户提供了价值。有些创业者在想产品的时候，不是从用户角度想，而是想着怎么从投资者那里弄来钱，但到底最后能不能活下来他没有细想，最后会发现做一段时间就做不下去了，因为这个商业逻辑是不对的，没有创造真正的价值。
张文中：完全同意。实际上所有的创新最终要有消费者买单才有价值。最近有一件事让我很高兴，就原来亚信的CEO张醒生给我发了个截图，有人问他说认识不认识张文中，要认识一定转达一下敬意。因为最近封控，家周围的店都关了，就是物美依然坚守在那里，物美到家、到店的业务提供了便利，而且商品好、全，价格也是稳定的。我觉得大家实实在在的这么一种口碑和评价，可能比其他的事都来得重要。
姚洋：刚才张总说得很平和，但道出了一些特别重要、特别睿智的东西。我觉得在张总身上，还有其他一些我接触过的成功的企业家身上都有些共同的东西。
如果让我总结，就是平常心。因为做企业做到一定的程度很容易飘，获得了这么多的财富，会让人觉得好像无所不能，这时候恐怕就要出问题了，因为缺少一种敬畏，平常心也可以说有一种敬畏的心，因为在做平常事，不能老把做一个伟大的事业挂在嘴边，这样估计就离失败不远了，因为已经脱离了平常心，要飘了。
张文中：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大家也都知道，我在2006年遭遇了冤案，当然正义不会缺席，最终也在2018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告我无罪，彻底平反，这也是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如果说至暗时刻，当时失去自由肯定是至暗时刻，也是压力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心态，当然做起来是非常难的，平时的积累、积淀很重要。亚里士多德说过，读书对于顺境是锦上添花，对于逆境是雪中送炭，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
经历这么多事情，我也总结了一些话：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一切也终将过去。所以人就保持自己一个稳定的、健康的，或者说积极的心态，永远是重要的。
如果把这个再概括一下，就是心中有春天，人生就充满阳光。心中的春天是不受四季影响的，能够让你有更强的意志力去抵御方方面面的压力。
姚洋：除了这一点，这些成功的企业家身上有一种书卷气，也许创业的时候还少，企业做得越大，企业家的书卷气就越重。我接触到的成功的企业家都是这样，他们有非常广泛的兴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像张总可能是读书，有些人是体育活动等，通过这些事情，他们会丰富自己，丰富自己的结果又会反馈到做企业上去。
就像我们说下围棋，我围棋下得很臭，但我也知道说功夫在棋外，要成为一个超一流的棋手，恐怕不能只会打打杀杀，成为超一流的棋手，还要有那种禅的东西，企业家恐怕也是这样。
张文中：我再补充一点，就是企业家那种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我看到很多企业家，很多年轻企业家在奋斗，这都不用讲了，一些很成功的大企业家，比如像陈东升，也六十几岁了，什么事都冲在一线。前天晚上我们正好有个事情要商量，赶上他内部的会议预算会，他一直能开到晚上7点半。俞敏洪更不用讲了，碰到这么大挑战，坚定不移地转型等，这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素质，我认为这也是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不一定充分，但至少是必要的。
第二个就是自律与强烈的提升自己的欲望。比如说企业家到了一定的阶段，真正成功的企业家，会发现他那种自律精神是难以想象的。另外极强的学习欲望，极强的提升自己的欲望，看到别人做得好的地方马上就要学，马上去想对自己的借鉴价值，这也是挺值得肯定的。
未来三年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确定的不确定性，没有选择的选择，疫情防控、经济发展、国际关系、技术创新可以说都在快速地演进，这对我们当然就是挑战，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期待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平滑的环境来一步一步地推进企业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到底怎么办？我觉得其实要回到企业家的本质。企业家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有存在的空间，就在于企业家与生俱来就应该有这种迎接挑战、迎接不确定性的能力。如果说一切都是确定的，我想那可能也就不需要企业家了。所以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其实都有机会。我们首先还是要从精神层面保持一种奋斗的状态，接下来要具体对这些挑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研究，看看能不能找到突破点。
这也是我认为支撑中国经济巨大发展潜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人具有强大的企业家精神，我觉得中国人普遍有企业家精神，大家都想致富、都想发展、都想光宗耀祖，这就是企业家精神。同时这些企业家精神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当然在危机的时候不要气馁也是其中一方面，就像稻盛和夫说的，每一次危机同时也是企业家、企业重塑的最佳时机。所以我支持院长的观点，也希望春天早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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