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翻译
世上先有伯乐，然后才会有千里马。千里马经常有，可是伯乐却不会经常有。因此即使有名马，也只能在仆役的手里受屈辱，和普通的马并列死在马厩里，不能以千里马著称。
一匹日行千里的马，一顿有时能够吃尽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知道千里马的食量而喂养它。这匹千里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力，却吃不饱，力气不足，它美好的才能也就不能表现出来，想要和一般的马一样尚且办不到，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鞭策它，却不按照正确的方法，喂养它，又不足以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它嘶鸣的时候，又不能明白它的意思，反而拿着鞭子走到它面前时，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恐怕是他们真的不认识千里马吧！
1、马说：韩愈《昌黎先生集》中有《杂说四首》，这是第四篇。原本无题，为近人所加。“说”是一种文体，属于论说文。
2、伯乐：相传古之善相马者。一说春秋中期秦穆公之臣曾荐方九堙为秦穆公相马，认为相马必须“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有人说这就是孙阳，称孙阳伯乐。再一说春秋末赵简子之臣邮无恤，字子良，号伯乐，亦称王良，善御马，又善相马。《吕氏春秋·观表》论古之相马者说：“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方九堙，尤尽其妙矣。”又一说，伯乐本星名，主管天马。
3、祗（zhǐ）辱于奴隶人之手：只是在马夫、仆役一类人的手中受辱。祗，同“只”，只是。一作“只”。辱，受屈辱。于，表被动。奴隶人，本是地位低下受奴役之人，此指马夫、仆役一类人。
4、骈（pián）死：并列而死。骈，本意为两马并驾，引申为并列。《汉书·扬雄传》颜注曰：“骈，并也。”槽枥（cáo lì）：马槽。槽，盛草类、豆类等饲料的器具。枥，马厩，马饮食和宿歇的处所。
5、不以千里称：不把它称为千里马。称，称赞，称名。
6、马之千里者：能行千里的马。之，助词，定语后置的标志。
7、一食（shí）：吃一顿。或：有时。尽：用作动词，吃尽。粟（sù）：北方通称“谷子”，去皮后叫“小米”。这里泛指粮食。石（古书中读shí，今读dàn）：计算容量的单位，十斗为一石。
8、食（sì）：同“饲”，喂养。以下除“食不饱”的“食”念shí，其余的“食”都念sì。
9、其：代词，指千里马。能千里：能走千里。
10、是：这，指示代词。
11、能：才能。
12、才美不外见（xiàn）：出众的才能不能表现在外。才美，出众的才华。见，同“现”，显现。
13、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想要与普通马一样奔跑尚且不可能办到。且，犹，尚且。欲，想要。等，等同。不可得，不可能。
14、安：疑问代词，怎么，哪里。千里：指日行千里。
15、策：马鞭，这里用作动词，鞭打，驾驭。之，代词，指千里马。不以其道，不用正确的方法。
16、尽其材：发挥它的全部才能。材，同“才”，指日行千里的才能。
17、鸣之而不能通其意：它嘶鸣的时候又不能通晓它的意思。
18、执策而临之：拿着马鞭来到它的面前。临，面对，接近。
19、呜呼：表示惊叹，相当于“唉”。
20、其真无马邪（yé）：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其，表反问，可译为“难道”。邪：同“耶”，表反问，可译为“吗”。
21、其：表推测，可译为“恐怕”。
这篇寓言性的短论通过对世上有无千里马这一问题的反复论证，归结到不是没有千里马，而是缺少知马的伯乐，从而对封建统治者不知人、埋没人才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抒发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感慨和悲愤。此文通篇托物寓意，借伯乐相马的故事，运用比喻，宛转地说明道理，构思精巧，形象生动。全文语言简炼，长短句相间，语气有陈述、疑问、感叹，行文富于变化，达到了说理深刻、论证有力的效果。
《马说》大约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至十六年（800）。当时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曾三次上书宰相以求得提拔，却一直未被采纳。虽然没能得到重用，但他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后来的几年内，他相继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也并未得到特别的赏识，所以常常郁郁寡欢，并有“伯乐不常有”之叹。
他进京城应试以图做官，在京城上下奔走相告，待了十年之久，最终还是怀着无限怨愤离开了长安。韩愈的坎坷遭遇正是写作《马说》的思想基础，而此文的另一用意是委婉地表白心迹，并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八年（792）进士。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卒谥“文”。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其诗力求新奇，有时流于险怪，对宋诗影响颇大。有《昌黎先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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