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复礼是著名摄影家，当今的国际摄影界中，并称华夏影界“三老”，是一位屈指可数的风云人物。《搏斗》这是陈复礼先生代表作之一。
陈复礼（1916～ ）中国摄影家。广东潮安人。早年赴南洋谋生，先后侨居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地。1951年组织越南摄影学会，任副会长。1955年迁居香港。1961年获香港摄影学会和伦敦英国皇家摄影学会高级会士衔。1957～1961年连续5年列入美国摄影学会年度统计世界国际沙龙入选成绩前十名。1958年创立香港中华摄影学会，被推为终身名誉会长。1960年创立影艺出版公司，出版《摄影艺术》月刊，1964年改为《摄影画报》月刊，行销香港、海外，影响很大，1978年出版《陈复礼影集》。1980年当选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拍摄有《流浪者》、《月光曲》、《漓江》、《迎客松》、《朝晖颂》、《九寨飞瀑》等大量优秀作品。在国际影展中，获金、银、铜牌数百枚。
2017年9月2日上午，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147人组成的中国摄协第九届理事会。聘请陈复礼等21人为中国摄协第九届顾问。
记陈复礼摄影之路
陈 勃 在陈复礼先生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幅刘海粟的题字，笔锋刚劲有力、文字铿锵有声，这就是“复礼摄影，六法留真，千变万化，不断创新”。短短的16个字，可以说是这位当代艺术大师对一位摄影大师艺术生涯的总结。艺术贵在创新。尤其是摄影艺术这一行。“不断创新”意味着不断的创作实践，意味着不停地攀登艺术高峰。而已届耄耋之年的陈复礼先生真有一种永不休止的创作精神。早的不说，仅在1992年8月至10月间，在热浪滚滚的长江三峡两岸，在甘南海拔3600米的玛曲草原，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哈纳斯附近的雪地上，在陕北的黄土高原，在四川4400米的巴朗山哑口和四姑娘山下的风雪中，都可以看到这位摄影大师的身影。毫不夸张地说，陈复礼的摄影之路，是一条永不休止地向着艺术高峰攀登之路。
从“发烧友”到摄影家
1916年，陈复礼出生在广东省潮安县一个贫穷的山村。陈父早年读过私塾，知书达礼，嗜好绘画和音乐、读书，还喜爱养花种草，这种家庭的影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陈先生以后的艺术；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加上潮州农村美丽的风光和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的薰陶，渐渐地使他对艺术有一种自发的朦胧的向往和追求。进入潮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后，他对中国古曲诗词更加喜爱，特别是对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更是熟记于心吟诵如流。1936年，各地军阀混战，农村经济破败，他的家境也逐渐中落，风华正茂的陈复礼不得不孑然一身，离乡背井，闯荡江湖，独立谋生。他来到泰国和老挝边界的一个小镇，在一家亲戚的杂货店里担任售货员、会计、杂务等职。几年间寄人篱下的异国生涯和举目无亲的孤独处境，使他饱尝世态的炎凉辛酸。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为民族大义，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遂与若干友人参加由当地华侨进步分子组织的海外抗日救国后援会，从事地下抗日活动。并担任泰国华侨所创办的华人报纸《中原报》的特邀记者。1944年，因不满泰国当局迫害华侨以及其他原因，携家迁到越南河内，与友人创办泰华行，经营进出口生意。
多少年来，学徒生活的磨难和精神生活的苦闷，更激起了他对艺术的追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在日本投降之后，陈先生的经济条件已有了好转，还可以利用经商外出的机会练习摄影。一次，他与越南西贡的摄影家陈芳渠先生相识了，早就仰慕芳渠先生的陈复礼决意拜他为师，芳渠先生对这位好学的青年朋友也不吝赐教。不过，当时师傅在西贡，徒弟在河内，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只好通过书信等方式进行求教和交流。
40年代末，陈复礼刚刚走上摄影艺术道路，郎静山先生的作品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当时认为以人为的方法将甲地山峰、乙地的松树、丙地的亭台楼阁经过剪接拼合做成“集锦”的“画意”风景摄影，是一条学习摄影艺术的“捷径”，只要暗房功夫到家，随便拍些各种题材的照片，便可以在暗房中“东拼西凑”了。于是，在这个期间，他一有余暇便整日埋头于暗房，积累了丰富的放大、合成的经验，曾几次将放大的照片寄给在西贡的陈芳渠先生求教，但是得到的回答是“不行”。陈芳渠先生告诉他：“黑白强调光线，彩照注重色彩。你放大的照片色调不行。”色调不行?什么是色调?为了这两个字，他在暗房不知奋斗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每当他在放大机下工作的时候，总带着“色调”这个问题去思索、去体会、去摸索和总结。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慢慢地悟出了什么是色调。原来一幅照片的制作并不只是感光正确、反差适宜就算了事，黑白照片是要靠层次、靠影调来体现其艺术素质的，色调或影调是表达艺术韵味的关键，缺了它，照片就缺了灵气、缺了感人的魅力。陈先生经过这样一个摸索过程，终于有所领悟，他的暗房工夫似乎也得到一个飞跃。这时师傅才满意了。
暗房功夫过了关，摄影的技艺大大地提高了一步，这时，他并不满足于那种“集锦”式的摄影，而是走向实地去拍风光，拍人物，拍花卉，拍静物，摄影的题材日益广泛。在创作风格上刻意追求画意的效果，他早期的作品《香河朝汲》、《昨夜江边春水生》等，就是50年代初期拍摄的，这些作品有着明显的画意的痕迹。 1950年以后，他的作品开始人选国际沙龙。1953年他在河内同越南人及华侨组织成立越南摄影学会，被推选为副会长。当时，他还曾将部分作品寄给台湾的郎静山先生以求教，郎先生将这些作品展出，并在当地报纸予以宣传介绍，称陈先生为“越南青年摄影家”。50年代初，是陈复礼先生在国际摄影界初露头角的时期，他的《战争与和平》、《彷徨》 等作品颇得国际摄影界的好评。1955年陈复礼携妻挈儿举家迁到香港定居，专门经营粮油生意。香港是摄影家、摄影爱好者的天堂。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摄影器材品种繁多、价格便宜，“发烧友”极多，嗜好摄影艺术的陈复礼来到这个环境如鱼得水，有了充分发挥其艺术才能的条件。他在经商之余，投入港地摄影热潮，他曾与现今香港著名摄影家简庆福、钱万里等人一起“打龙”(即参加每个月举办的摄影比赛，到年终总评)，并连续两年取得香港摄影学会甲级月赛全年最高成绩。1958年，陈先生与友人发起创立了香港中华摄影学会，会章规定以中文为学会的法定文字，完全摆脱了由英国人控制的香港摄影学会，他任学会副会长。1959年举办个人摄影艺术展览。
1961年，深感自己初学摄影时求师求教之难的陈先生为了向广大青年“发烧友”提供一个学习摄影技艺、交流摄影经验的园地，自己投资创办了摄影月刊《摄影艺术》杂志。初期，由于刊物内容不够大众化，缺乏经营经验，赔钱很多，但是陈先生仍坚持办下去。他风趣地说，世界上总得有几个傻瓜作点缀，不能个个都是聪明人。之后，总结教训，改变办刊方针，面向大众，更名《摄影画报》。从此刊物站住了脚根，越办越好，至今，香港《摄影画报》已成了港澳、海外华人以及内地广大摄影爱好者十分喜爱的良师益友，陈先生仍是这本杂志的董事会主席。如果说陈复礼先生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走过一条从奔“捷径”到刻意追求画意效果的沙龙摄影之路的话，那么，到了50年代后期，他的摄影创作则逐步走向生活——写实的道路。从他的许多作品，如《血汗》、《钱老板》、《喜雨》、《寄望》、《渔家乐》便可略见一斑。也许是自身经历过一段异常艰苦、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他的作品中明显地流露着一种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生活使他的摄影创作走向一条广阔的道路。10多年来，不论生活的颠簸，生意的起落，陈复礼先生从没有放弃对摄影艺术执着的追求。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开拓着自己的艺术道路，由一个“发烧友”跃居为蜚声中外的摄影家。在世界各国举办的国际沙龙中，他先后夺得数百枚金、银、铜牌。
1959年，陈复礼先生第一次回祖国大陆进行摄影创作。这次的桂林之行以及1962年的黄山与江南之行不仅使他走出沙龙的小天地，大开眼界，同时对他以后的摄影生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人说，他到了祖国的怀抱之中，“是那么投入，那么醉心，那么忘情……”他自己也说：“我带着相机走过很多国家，对于外国的风景，总没有对自己国家的风景那么有感情，看到祖国的山山水水，像什么东西吸引着我，照了还想照!”这确是一个爱国赤子的肺腑之言。祖国的山河风物、各族人民真挚的感情 、纯朴的形象真是艺术家们取之不尽的创作宝库。在这段时间里，他拍摄了许多贯注了深厚情感的风景摄影佳作，如《黎明》、《漓江早渡》、《朝晖颂》、《西湖春晓》、《春》等。不仅如此，他在中国画意摄影的理论上也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1962年香港出版的《沙龙摄影年鉴》影艺专论——《论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提倡风景摄影，实在不能不重视中国画的传统。首先，中国具备了优秀的自然条件，从寒带到亚热带，奇诡秀丽的山川不知凡几，经过千多年来历代中国画家的刻意经营，在山水和风景创作方面，已发展到了高深的境界。所以从事风景摄影，而不考虑到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将是莫大的损失。”“当然，风景摄影发展的途径很多，但中国山水无疑是一条康庄大道。这条大道已经前人开辟过，而且有过成就，可惜是浅尝辄止，方法亦未尽完善，这条途径，由我们中国画意摄影家继续开辟，驾轻就熟，相信更大的成就是可以旦夕间得来的。”
可以看出，经过桂林、黄山之行，他萌发了要在摄影艺术上创立一种新的风格——民族风格的设想。他认为摄影术是从西方传人我国的，是化学光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但它仅仅是一种表现手段，一种工具，既可以按照西方的方式，也可以按照中国的方式通过客观事物的形象来寄托作者的感受和情感，洋为中用，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摄影艺术，这才是一条康庄大道。他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在理论上论述了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的内在联系。他在这篇论文中，特别从色调运用、空白布局、散点透视上，阐述了山水摄影同中国画意相结合的原理。在色调的运用上，中国山水画主要是用墨线来区分物体的，面和表现物体的质感，这跟黑白摄影只运用单色来表现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是十分相似的。只有将物体的色彩加以简化，达到极度的凝炼，然后物体的精神和性格才易于表现。陈复礼桂林作品《黎明》以及黄山作品《朝晖颂》都是运用了中国画传统的繁中求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方法而得来的。在画面的布局上，陈先生认为，西洋画一般甚少空白部位，但在中国画中却是相反，中国画大多留有空白。运用空白来产生深度和引起观者的联想，以及营造空灵的意境，这是中国画布局的特点。在风景摄影里，也可以运用空白，只要掌握中国画法的原则，也会收到一定的效果。
陈先生认为，在透视问题上，只要我们画意摄影家有足够的胆识来创作，不局限于一个狭窄的视角内，以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构图，放弃地平线的限制，做成无比广阔的画面，使观者仿佛置身图画之上，有天下尽在眼底的感觉。总之，陈先生认为，风景摄影必须从中国画中吸收营养，既做成无比广阔的空间，同时使观者得到画中有诗的境界。陈复礼为了探索中国画意风景摄影的道路，自从1959年之后，又多次到内地猎影，进而在摄影界提出了一整套画意与写实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并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创作道路。
正当陈复礼为自己找到的一条康庄大道而兴致勃勃走下去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临了。在整个中国，“风花雪月”成为封资修的东西，受到批判，风景摄影家们也遭到批斗。陈复礼虽然远在香港，也不能不受到这股浪潮的冲击。就连他的名字，也惹下了不少麻烦，名为“复礼”，这不是和文化大革命背道而驰吗?文革中，有一次他到北京荣宝斋想刻一枚“陈复礼”的图章，遭到拒绝。他只好改刻两枚闲章“陈复礼名号而已”和“愧名复礼”。陈复礼说“文革十年，几乎是我摄影的真空时期”，这个时期，他不得不放下心爱的相机，他迷惘不解，感到十分痛苦。1975年，他又来到北京，见到摄影界的前辈石少华先生等，请教今后的摄影该怎么办，风景摄影还可不可以搞等许多问题，经过一番畅谈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如释重负，眼前明朗起来，信心又增强了。他带着满意的心情回到了香港，又开始了新的征途。1976年，他到井冈山参观学习，拍摄了一幅《高路入云端》的风景照片，许多亲友得知，纷纷向他索要，短时间，他送出两百余幅，大家把这幅作品悬挂于客厅中间。事后陈先生悟到，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匮乏，又不能挂那些软性的艺术品，而这幅“语录式的风景照片”正适应了这一特定时期的需要，因此才那样受人欢迎。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国家出现一个较为稳定的局面，陈复礼擦干净自己的照相机，又开始了摄影创作。经过10年动乱，经过痛苦的思索过程他似乎更成熟了，他在风景摄影中不满足于一般的写景，而更热衷于寄托自己的情思，这样，他的作品便与时代的脉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了更加深刻的寓意。1977年他创作的《大雪青松》，在画面的款识中书写了陈毅元帅的五言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其意图是：“四人帮”虽然粉碎了，国家也在拨乱反正，但当时仍有大批的国家干部、革命先辈的冤案还没有得到平反昭雪，于是借大雪青松、高山峻岭的画面寄托了对先辈们的关心、同情和敬佩之情。1978年拍摄的《大地微微暖气吹》贯注了对当时决策者的批评与希望。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国家需要稳妥的治理方针，而不可提出几年内建成若干大庆式企业，几年内赶超某些先进的国家等不切实际的口号，经过10年的动乱，国家积重难返，需要一步步来，这就是作者拍摄这幅作品的意图。同时期拍摄的《望太平》等，也表达了作者希望国家安定、团结、太平的愿望。
人们常说，艺术家是时代的晴雨表。每个艺术家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之中，而时代的变迁、发展，甚至每一个微小的变化无不拨动着艺术家们敏感的神经，因而也就影响着艺术创作的情态和倾向。
中国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的每个角落。这段时期陈复礼先生的作品以其纯熟的技艺、质朴的民族形式和丰富的内涵表达他的情感，讴歌我们的时代。
1982年初创作的《破晓》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幅作品是在吉林长白山下的白河林业局工人住宅区拍摄的。《破晓》象征着一个伟大国家、伟大民族的初晓，画面上黄红色的光芒正冲破浓雾，旭日就要升起，大地上的冰雪也将一点点的融化，有了破晓的一刻，就会有红日中天的到来。这样，把自己对国家，对时局的期望通过一幅作品表达出来。
从陈先生这段时间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社会的变化，其中包括人们生活上的，意识上的。《寒山寺摇篮曲》所表现的景象今天似乎是司空见惯，但在当时，这种浪漫的摇篮曲是对旧礼教的挑战。《玄妙观前所见》则表现了人们不再信奉神灵的力量，而要努力学习法律，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当然，像《添妆》一类的景象，在农民实行责任田之后更普遍了。《钱》则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农民价值观念、经济意识的变化。改革开放对陈先生的冲击并不完全是题材的变化，同时，也唤起了陈先生的责任感。《莫辜负三春杨柳》要大家莫错过了大好时机。拍《待哺》，陈先生想到的是还有许多落后地区的经济没有搞上来，那里的人民正在嗷嗷待哺。《争俏》这幅作品，陈先生是用来比喻自己，在一株老干之上新发的幼枝开着几朵小花，这几朵小花开的虽然不大也不尽美，但还是努力地开放着，与那些桃红柳绿共同去装扮这个美好的春天。
从80年代后期开始，陈复礼先生拍摄了许多具有新的形式和新意的作品，如《千里共婵娟》、《白墙》、《严冬》、《余晖》、《霜叶红T2月花》等，以及一些针砭时弊、谈笑人生的写实作品。这些作品一改陈先生传统风格，大有离经叛道、改弦易辙之势。陈先生说：我是在变，我要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之上，吸收西洋画的构图形式，学习现代派有益的东西，不断创新，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千里共婵娟》的构图，完全脱离了他过去传统的中国画的形式，采用西洋画十字形的构图，给人一种清新的感受。《严冬》利用地平线的倾斜，使观众在不平衡中得到感受上的平衡。这如同飞机在空中转弯时乘客所看到的大地一样，多看看视觉上就会得到平衡。作者大胆打破相机视觉必须平正的要求，这同那些画面上的晃动和虚化有什么不同呢?《白墙》吸收了现代派作品的长处，形式感很强，色块对比又极鲜明，同时也保持了既有的传统。《余晖》则更多的体现了现代派作品的特点，但是它所表现的内容又极大地渲染了大地磅礴、气象万千的气氛。近年间，陈先生对画意摄影、现代派作品以及纪实摄影等问题谈了许多自己的见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变”的根据是什么。关于画意摄影，他说：“继承传统不是保守传统，要发扬它。对画意摄影不能死抱住不放，要发展它，创造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形式。”“我现在不‘刻意追求’画意的摄影。”“我认为画意只是手段，写实才是目的。”“要从平凡中发现题材，既不去模仿画，也不要回避像画。如我的作品《春风》、《烟渚寒禽》。”关于现代派摄影，陈先生不同意完全否定它，但也指出了它的缺点，主张要善于吸收它的长处，不断去完善它。陈先生谈到：“对现代派，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因为它还为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所喜爱。”“为什么一些青年人喜欢现代派作品?一定有个社会的原因。一是这些青年人对老是不变的东西感到厌倦；二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派作品适应他们的感觉，强烈的对比，快的变化与节奏，大反差、色块……”“但是现代派作品有它的缺陷和不足：只求画面刺激，缺乏内涵，流行一时，很快就会被人忘记，没有根基。它们至今没有自己真正的代表作。”“现代派最初来自外国，它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条件，如同嬉皮土出现一样。我们不要完全否定它，但中国有中国的条件，也不必一切照搬。外国人吃西餐用刀叉，中国人一向用筷子，你一定要用刀叉吃中餐，就显得不伦不类。”“我们要利用它的形式，并尽可能地完善它。我的作品《白墙》，就吸收了现代派的东西，既有传统，又形式感强，色块对比鲜明”。陈先生1993年初在香港摄影家钟文略先生的《香江岁月》写的题记中，有一段关于纪实摄影的论述，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他写道：“近年来在大陆影坛有一股提倡‘纪实摄影’的潮流，大有摒除‘画意摄影’的趋势，众论纷纷，至今仍莫衷一是。其实‘艺术源于自然，胜于自然’，‘纪实摄影’与‘画意摄影’殊途同归，无碍于同在摄影艺术大花园中并存争荣，更可进而互相促进。”
1990年底，陈复礼先生在广东佛山参观陶瓷工艺厂，那里的工人正在制作一批鲁迅先生的半身陶像。他对着一排排鲁迅半身像，若有所悟地说了声：多多益善!同伴们以为他要拍照，他却遗憾地说：光线太差，又没有带灯，明天再拍吧J第二天大家将离开佛山，他还是坚持到厂里一趟。陈先生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拍下了这幅《多多益善》的作品。他的意图是：像鲁迅先生这样有硬骨头精神的人现在太少了，真该多多益善啊！1991年10月陈先生到沈阳鲁迅艺术学院时，那里的师生欢迎他讲话，他十分激动地说道：来到鲁迅艺术学院，我不能不道出自己的一个秘密：我的思想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很深。早年我到南洋谋生，每年的雨季不能外出，就抽空读一些鲁迅先生的书，那时，并不完全理解，人世之后，才明白了许多。现在遇到一定的社会气候(如不正之风)时，便想像鲁迅先生那样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说话。鲁迅先生杂文的笔锋十分辛辣，战斗力很强，影响着我的思想。当然，我最希望拍不到这些题材(如不正之风)。如前所述，从80年代后期以来，陈先生的创作风格在变：一方面，他在构图形式上广泛吸收各派之长，尽可能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形式；另一方面，他从过去的写实到写意，又从写意到今天的写实，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写实才是目的。而这些写实的作品直接面对社会，锋芒所向直接对准今天的时弊，他不再沉默，不再吞吞吐吐，而是以鲁迅先生嫉恶如仇的精神，通过自己的作品讲话。《九斤老太》是近期陈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拍的是一个愤世嫉俗，心有不平的老妇，使人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陈先生作品的锋芒直指保守观念，辛辣而又幽默。《为民请命》是一幅舞台剧照，陈先生希望那些清官不仅在舞台上，而且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醉眼朦珑》所反映的题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非绝无仅有，特别是在基层，几乎成风，如果整日醉眼蠓咙，他们还怎么为人民服务呢?《起士》原名《残局》，下棋的人如果不是面临残局，他是不会起士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某些部门、某些地方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时不是也如此吗?《扫》这幅作品的题款为：扫云扫雾真吾事，岂屑区区扫地埃。陈先生通过自己的作品道出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扫除那些邪云恶雾，扫除那些不正之风，而不是仅仅扫去地上的尘埃而已。《故枝之恋》这幅作品是陈先生针对香港的移民风和大陆的出国风而作的，题款为“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将要枯死的树叶，尚能留在故枝之上，何况我们这些移民、出国的人们呢!近年来陈先生这一类的作品还有许多，如《台前幕后》、《四十年来家国》、《鸽子》、《野花》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陈先生在变，这是艺术家更加成熟的表现，他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东西，而是进一步地探索、挖掘更深层、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鲁迅先生说过，文艺要有益于人民，而不能只是自我陶醉。陈先生说，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陈复礼先生尽管已届耄耋之年，但他的艺术思想仍然是年轻的，他不仅常年四处奔波，还在不停地思考、探索和追求，并不惜否定自己。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应该是一个不断进取，勇于攀登艺术高峰的人！
1916年：6月21日，出生于潮安县官塘村。1936年：赴南洋谋生，侨居泰国。1942年：旅居越南，在此期间开始业余学习摄影。1951年：组成越南摄影学会，任副会长。1955年：定居香港经商，任香港泰华贸易公司经理，并继续从事他热爱的摄影艺术创作。1958年：与影友创立香港中华摄影学会，任永远荣誉会长。1959年：兼任香港摄影学会副会长。1960年：在香港创立影艺出版公司，出版《摄影艺术》月刊，任主编及督印人。1980年：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继又任中国华侨摄影学会副会长，港澳摄影协会会长，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社长。1982年：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个人作品展览，观众为之倾倒，展期一再延长，竟达14周之久。
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陈复礼先生影艺六十年座谈会暨《诗影凡心》画册首发式”今天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 嘉 璐、中国文联中共党组书记、副主席李树文，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赵阳、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民进中央副主席、著名音乐家王立平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摄影界、新闻界、美术界知名人士近一百五十位出席了座谈会。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赵阳在座谈会致辞中，代表国务院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向陈复礼先生表示祝贺。他说，陈复礼先生是中国当代最富盛名的摄影家之一。他的作品中充满着对祖国山河和各族人民的满腔热忱，反映了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用闻一多先生的话来讲，“诗人的使命是爱，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人民。”陈复礼先生用他六十年的影艺生涯倾诉着一位艺术家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用他的无数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他的作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李树文、邵华等文艺界、摄影界与会人士先后在座谈会上致辞，对陈复礼先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为中国摄影文化建设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年届九十的陈复礼先生也在会上回忆了从事摄影六十年来的丰富经历，再次表达了他对摄影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的热爱。未能到会祝贺的十六个中国摄影团体会员等组织为此次座谈会发来了贺电或贺信。陈复礼先生是香港知名爱国归侨，早年旅居越南，上世纪四十年代就积极投身海外侨胞抗日救国运动，五十年代回到香港定居。他爱国爱港，一九七九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历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顾问，世界华人摄影学会名誉会长、香港中华摄影学会永远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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