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随手翻了下我的简历，问：“这是什么学校？”
我说“绥化学院”。
“绥化学院在哪儿？”
我说：“黑龙江。”
“你当初怎么没上个正经点的学校呀？”
迟疑之后，我胡乱答道：“因为高考分数不高，上不了别的的学校。”
走出总监办公室后，我特别恼火，我为什么不直接反驳她？管她什么总监不总监……母校是我的出身，也是我的根，我不能再让别人随便亵渎。
——引自《我教过的苦孩子·心里有根》
绥化学院教授艾苓，总是不厌其烦地介绍这所地处黑龙江省农业地区的高校，从教17年，她对这所院校有着自己的观察。
它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生源大多来自省内或是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30%左右的学生是贫困生，50%的学生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
2016年3月，艾苓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了一项关于贫困生的微型调查，原本只是为新书收集数据，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反馈。
有学生主动找到艾苓希望聊聊自己的故事；也有学生告诉她，自己宁愿做兼职，也不愿参加贫困生的评定，在同学面前表演痛哭流涕；甚至有校外的学生说，此前“没人关心我们的内心生活，我们的痛苦和快乐，没有谁知道”。
他们大多是二本院校的贫困生，在信奉985、211等重点高校学历光环的环境下，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但他们的数量，又是如此庞大。
无论是在媒体镜头里还是社交舆论场中，他们都是一群没有麦克风的人，即使有麦克风，长期的压抑也会让他们本能地躲开。
“我们能够听到的声音是寒门贵子的声音，他们考上名校，开始发声。但大多数寒门出不了贵子，出来的是学子，考上了二本、三本院校”。艾苓说。
这群来自贫困家庭的学子，被艾苓称作“没伞的孩子”，而她也曾是没伞的孩子。正是相似的成长经历，让艾苓意识到，“只有让他们一起发声，大家才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才能够被听到、被看到”。
以下是艾苓的讲述——
我的本名叫张爱玲，这个名字是我爸爸在路上捡来的。
1967年，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安达市，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女孩，上面有三个哥哥。我出生后，我父亲在上户口的路上，在他认识的有限的汉字里面选出了这两个字，凑成了我的名字。
直到大学，我才知道，原来有个作家也叫张爱玲，写过那么好的作品。
我父亲是砖厂的工人，母亲是临时工，我家兄妹六人，我排行老四。因为砖厂一般都在郊区，所以我们家一直住在城乡结合部，周围除了公路就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
我们家有三间小土房，东北住家的格局是门从中间打开，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房间，中间是厨房。我大哥娶了大嫂后，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就把厨房隔出来一半。最多的时候，我们家住了12口人。
艾苓和母亲
我小学读的是家附近省建筑公司办的子弟小学，中学时才到市里上学。初二那年，我那届突然要成立一个重点班，按成绩选拔，名额有五十几个人，我排名在四十几，擦边进了重点班。
到初三时，重点班没有继续办下去，全都打乱重新分班。面临中考，有两个选择，要么考重点高中，要么考小中专。
初中生考中专叫小中专，它的去向非常明确，读四年书后就有一份工作等着你，回家乡当小学老师。
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富裕，每家都很相似，父亲一个人工作，母亲做临时工，家里都是六个孩子左右。
小中专正是家庭困难的人的选择，你可以想象到，有多少人挤到这个赛道上来，把这个分数线抬得比重点高中分数线还高。
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要早点挣钱。即使我考上了重点高中，还要考大学，万一考不上还不如直接工作。
小中专和高中是同一张试卷，但是分别录取。我没有考上小中专，分数线又超过了重点高中。因为小中专和重点高中只能二选一，我落选小中专后，只能进普通高中。
升高中后，学校离家比较远，我父母就给我准备了一辆自行车。虽然只有三四公里的距离，但安达五中地势低洼，遇到下雨天，全是泥路，我就需要扛着自行车走过将近一公里的泥泞的路。
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下雨天就只上半天课。
到了冬天，教育局在分配煤的时候会更倾斜于重点高中，我们是普通高中，分给学校的煤只够上半天课，所以冬天也只上半天课。班主任每天都盯着教室里的煤堆，嘱咐男生：省着点烧。
艾苓拍摄的冰花
我高考那年，雨天上半天课，冬天也只上半天课，我当时想这可不行。那个时候我能看到的只有高考，只有考试才能改变我的命运，达成我想有份工作的愿望。
但我们家一直有很多人，亲戚朋友常来常往，东北人说话声又很大，想在家里静下心来看书很难。
所以，高二暑假时，等没有课大家都走的时候，我会从家里带一点干粮，藏在教室里看书。为了不被发现我很少去上厕所，冷得坐不住的时候，我就在教室里或跑或跳，冬天没有煤的时候我的手肿得像馒头一样。
我上学时正好赶上80年代的文学思潮，但在家乡那个浪潮我是感受不到的。当时安达市只有一个新华书店，经典文学作品很少能买到，选择性很少。我记得有一个假期我在读《朱自清散文赏析》，读完后我就不知道我该读什么了。
高中时，我是文艺青年。因为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小说，所以我就开始模仿着写小说和剧本。到大学后，我才开始接触散文。
读大学时，绥化除了新华书店，还有几个民营书店，书籍种类丰富了许多，我的零花钱基本都花在了那种民营的小书店了。
艾苓在绥化学院读书时的教室，她曾在这里参与创办文学社
大学毕业后，我曾在安达市委办公室工作了九年。遇到下雨天，我的同事都有伞只有我没有。做了老师之后，我感受到，正是因为我跟那些没伞的孩子有相似的经历，所以我才会特别关注这群孩子。
我的学生，大多是下岗职工、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农村、林场、农场，家里多子女、单亲或者有病人。
有个女生，父母靠收破烂为生，父亲的右手、右腿不听使唤，肌肉萎缩，母亲患有白癜风。班级评定贫困生，大家投票，给了她一等助学金。
有的同学拿到助学金，请宿舍的人吃饭，她没有。宿舍同学看到她穿着李宁的运动服，会小声嘀咕：“贫困生还穿名牌。”但她告诉我，她从来不扔衣服，有的衣服破出小洞也照穿不误。
毕业时，她感觉特别轻松，“我再也不是贫困生，不用在乎谁说什么了。”
艾苓在一席的演讲，主题是《没伞的孩子》
现在来绥化学院报到的学生，很少有喜气洋洋的。
有个男生来自高考大省山东，家里兄弟三个，父亲是铁路职工，因为肝病病退，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后来母亲也病倒了，半个身子不好使。
他复读第三年，才考上绥化学院。他跟我说，“知道那里冷，冷也得去，我不能再复读了。”
我和他们的心态不同，1985年，我考上绥化学院（当时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时，是高高兴兴来报到的。
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文科班，高考时，班里56个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学。我当时很努力，但和数学较劲一整年，最终还是考砸了。而我最喜欢的语文，因为一直频繁地换代课老师，只考了73分，没有及格。所以我只能进专科学校。
报考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哈尔滨某院校的财会专业。因为感觉老师这个职业非常神圣，所以第二志愿我选择了绥化学院。
最终我被录取到绥化学院，当时毕业统一分配，考上大学意味着两年后就会有一份工作等着我。
1980年代的学校东门，当时还叫绥化师范专科学校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是没有贫困生这个概念的，贫富差距不大，来自城市的孩子，也就是零花钱稍微多一点。
而且当时的师范教育是免费的，每个月还有27块5的助学金，百分百覆盖。我母亲一个学期给我100块的生活费，偶尔还会给我寄件羽绒服买条裙子。
八十年代，专科和本科的录取率加起来才3%，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学毕业生都很受欢迎，是人才。每到毕业季，学生的档案会分到当地的教育局人事科，各学校会到教育局抢人。
除了少数优秀或是有背景的学生，有机会去哈尔滨、大庆或是齐齐哈尔这样的大中型城市，大多数师范生都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1980年代的绥化学院
1987年，我毕业的时候就被分配到老家安达的第三中学，第二年我就和我爱人结婚了。
结婚时，我们没有房子住，就住在我父母家，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刚好我爱人学校后面有个废弃的地基，学校请示教育局，说地基不要了，谁家想垒墙，可以自己刨砖头去。
别人刨旧砖头都想盖仓房或是垒墙，只有我们是带着盖房子的心态去的。
我们家和邻居之间原来是有道围墙的，后来围墙倒了，正好有一个4米的宽度，我们就在这里把房子垒起来了。
当时考虑到取暖，就把卧室放在中间，由火墙围着，整个冬天就靠这个火墙取暖。到第二年春天，客厅的墙上挂了厚厚的一层霜，我们先是用桶，后来用东北洗衣服的大铁盆，把霜刮下来往外送。
在这里住了三年，我儿子也出生了，我们就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当时卖了5000块钱。卖掉房子后，我们在安达市区买了一间老旧的土平房。
艾苓、儿子和丈夫
之前我们以为只能住自己盖的房子，再也买不起其他的房子，后来发现城区也会有一些价格洼地。
但年头太久的老平房会出现各种问题，下雨的时候，雨水冲刷下来的泥土，会让院子越来越高，房子就变得很低。我们的房子下窑（东北人家家户户都挖窑，故称“下窑”）了三个台阶，从家里往外看能看到地面，非常近。但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
我爱人和我是大学同学，他出生在农村，家里条件比较差。高一时，他在村里的学校读书，因为没有供暖设备，冬天在学校睡一晚上被子冻在了墙上。
到绥化学院读书时，他只带了50块钱，之后再也没跟家里要过钱。
我们换了房子后，他就把父母和没有结婚的妹妹从农村接来了。我们俩的工资在很长一段时间徘徊在两三百块钱，生活总是很拮据。
我和我爱人，从绥化下面的县级市安达走到绥化用了10多年的时间，那还是上世纪80年代，教育竞争不那么激烈的时候。
绥化冬季街景
而到了2000年前后，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全面停止，大学开始扩招，大学学费也一路攀升。这对绥化学院的贫困生影响巨大。
我的一位80后学生，2001年考入绥化学院。家在县里最穷的村，也是村里最穷的户，家里姐弟四人，他是唯一读到初中的孩子。
当年，绥化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一年的学费4560元，彼时还没有助学贷款。家里东挪西借，凑了3600元。
第一天报到，他交不起学费，在别人宿舍暂住了一夜。等到第二天交了住宿费，才有了自己的宿舍。
毕业后，我的学生有几种选择。一是就近就业，黑龙江的农场吸纳了我们的一些毕业生，特别是贫困家庭出来的孩子。
男生会选择进机关，女生会去学校当老师，这是很多人觉得挺好的选择。农场虽然没有城镇热闹，但它最大的好处是稳定。
还有一些学生会选择考公考编或是考特岗教师（我把他们称为“考碗族”）。我采访的2000年到2010年入学的学生里，考碗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这是贫困毕业生能够看到的最低成本的路径。
除了稳定之外，更现实的原因是他们往往没有太多的财力和物力支撑他们去大城市闯荡，只能选择离家比较近的地方。
绥化学院毕业季的学生
有个男生，毕业一年后到深圳打拼。在城中村握手楼里，租了一间30多平的房子，月租600元，押一付二，交完房租后，卡里只剩两千多元。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期货公司，干了不到一个月就离职了；第二份工作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本科学历底薪4000元，第一个月学习培训，没有工资，第二个月实习，开始跑业务。
每天早上他五点半起床，七点半到公司，晚上十点下班，凌晨十二点到家。因为忙也为了省钱，每天只吃一顿午饭，持续三个月后，他中暑晕倒在出租屋里。
从那以后，他开始挤时间吃早饭。他发现公司对面有家餐馆，每天早晨免费为上班族提供一碗粥。不到一年，他离开了深圳。来深圳带了5000块钱，走的时候有6000元的积蓄。
2019年，他再次回到了黑龙江西部工作。
学生打拼路径
2016年，我根据平常对学生的观察和记录，写了一本书叫《咱们学生》，在即将出版的时候，我爱人提醒我，“写绥化学院的学生，一定要将贫困生群体纳入进来，否则是不完整的。”
我爱人总是说自己很幸运，如果当时学校收费，他肯定读不起。所以作为一个从贫困群体走出的学生，他深知这个群体的不易。
因为我爱人的这句话，我开始做微型调查。此前，在贫困申报的时候我和贫困生有所接触，也知道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但如果要单独做一章，一定要有数据。
艾苓教授文案写作课的黑板
我看到他们的反馈，我觉得其实我并不了解他们，他们所传达的事情远远超过我的预期，打破了我的预想。
我想要数据，但我没有拿到，我听到的是故事，是纷繁复杂的声音。
此前，我对他们的了解局限在偶尔的接触、课堂上的交流或是作文中的讲述，但他们来学校之前经历了什么？特别是这个群体毕业之后又会发生什么？这是我特别想知道的。
同时复杂的声音意味着内容的丰富性，我当时就想我要另写一本书，而这本书一定是用脚走出来的，这样我才能够打捞到我想要的东西。
艾苓的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
2017年暑假，我选择了西部、中部、东部等多条省内路线，采访了几十位当年的贫困生。个别采访是线上完成的，接受访谈的师生超过两百人。
我没有用录音笔，也没有用其他设备，就是坐下来聊天，用一个本子记录关键词，剩下的全凭记忆。我用最原始的方式提问、倾听，回到宾馆再回顾、梳理，写完发给他们看，有需要纠正的地方我再修改。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我采访的是一个脆弱的群体，他们很少跟别人聊自己的伤痛，而录音会影响交流。
采访到第二个人我就明确的知道，书稿要以受访者自述的方式呈现。
我发现这是默默无声的一群人，他们很少发声，更别说在公开场合发声了。只有让他们一起发声，大家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我愿意隐身在文字背后，做这些声音的记录者、传达者。
绥化学院的操场
我的一个学生，2000年高中毕业。因为家里困难，他没有参加高考，而是选择去北京闯荡。三年间，他做过塑钢厂学徒、汽车美容店的洗车工，也做过广告公司的业务员。
但因为学历，处处受限，后来他选择重新参加高考。2003年春节，他进母校插班就读，三个月备考期间，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得知被绥化学院录取时，他激动得一夜未眠。
另外一个和他同年入学的学生告诉我，当时班里的学生只有两个家庭条件稍好点的，剩下的都困难，课余时间都做兼职。
他的生父患有肺结核，在他小学四年级时去世了；大学时，继父突发脑出血，治病又花了很多钱。辅导员了解他家里的情况后，系里评选助学金，他拿到了1500元。从大三开始，他经常去快餐店打工。
比他们俩入学更早的“75后”学长杨传术，家中有三兄三姐，是家里的老小。小时候，他做梦都想有支笛子，但是父母都是农民，年岁又大，他只能从吃饭的钱里攒。
到了大学，他最羡慕在食堂帮忙打饭的贫困生，他们可以在食堂吃两顿饭，但食堂不再招人，吃饭便成了问题。
他将自己每顿饭的伙食控制在2元钱，早餐2元可以吃一碗粥，三个包子，但因为个子大，三个包子吃不饱，他就吃四个包子，喝很多开水。即便这样，每个月的伙食费也要180元。
绥化学院教学楼一角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越来越发现，贫困生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它会导致贫困再生产，这也是寒门难出贵子的一个核心原因。
我的一个“90后”学生，在他2岁时父母借了两万元外债自立门户，承包过山林、做过门窗、养过羊，父亲累出了腰间盘突出，母亲累出了肺结核。直到16岁的冬天，家里的债务才还清。
上大学时，他曾和一位“富二代”同学一起逛超市。他觉得同学一定会买很多东西，所以他就买了近百元的零食。等到结账时才发现，“富二代”同学只花了五十多元，其中三十多元买的是洗发露和沐浴露。
还有一个学生，他没有拿到毕业证，但打拼多年后，他扎根在了北京，有房有车。在同学眼里，他是成功者的形象。
但是他告诉我，他只是在知名企业里的普通人。每次岗位竞争的时候，他总是告诉自己，“我不行”，因此错失了很多机会。
绥化学院如今的西校门
自卑是贫困生比较普遍的心理，而且会影响他们很长时间，即便等他不贫困的时候依旧存在。
我爱人曾跟我说，自己一直到30多岁才解决了贫困带来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是很隐秘的，我们当时在一起已经十多年了，他如果不说，我真的没有感觉到。
在接触这么多贫困生后，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最大的闪光点是有韧劲。你会觉得这些人非常了不起，每一个都像不倒翁一样，你感觉他就要被打压下去了，但是他又站起来了。
艾苓在绥化植物园
最让我吃惊是一位陷入网贷的学生。他从小和爷爷、爸爸相依为命，大学开始接触网贷，在网贷的漩涡里越陷越深。
2018年毕业后，他在一线城市做平面设计，因为工资过低转而去房地产公司卖房，欠款最高达到了18万，直到2020年停止倒贷操作，2022年还清网贷。
我在分析他的故事时在想，他为什么会网贷？因为童年缺失的太多了，想要的东西总是得不到满足，在远远没有达到财务自由的时候，他看到了网贷的便利，最后陷进去了。
有的人被网贷拖垮，自己承受不了，就走上了绝路。但是他可以每天吃大米饭拌酱，为了省菜吃包子，最后把网贷还清。然后离开房地产公司，重新做平面设计工作。
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到目前为止，绥化学院没有出过所谓的“杰出校友”，既鲜有高官，也少有富豪，他们绝大多数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基层，做普通人的工作，过普通人的日子。他们的故事伸向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
以后我还会写作，还会关注绥化这片地域，关注这个地域里的人，这个地方自有它的可爱之处。
绥化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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