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驹的三首禁曲_黄家驹的20首经典歌曲（从“黄色歌女”到“神曲”）？以下由小编为大家带来介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的迎宾乐队特意选了19世纪的美国民歌《Turkey in the Straw》（《草堆里的火鸡》）进行演奏。
一曲奏罢，竟引来无数人抗议。
自古“贵礼乐而贱邪音”，建国初期尤甚。那时，整个社会只有主旋律音乐。有十年时间，就连一些优秀的红歌也被禁，如《洪湖赤卫队》中的抒情歌《洪湖水，浪打浪》。
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
十几亿中国人，一时连听歌都成了问题。
1978年，当中国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位远在海峡彼岸的女子，用她温婉动人的歌声，“偷偷”敲开了新时代的大门，带来久违的诗情画意。
流行音乐，真的流行起来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一个词，叫“三转一响”，其中“一响”指的是收音机。老百姓家里要是有台收音机，比现在的小年轻手里捧着iPhone XS不知牛到哪去了。
听着收音机的青年
正是这个小匣子，告诉人们，宝岛台湾有一位女歌手，叫邓丽君。
改革开放之初，有这么一句话，“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一些年轻人，白天学习上班时听着社论、新闻，到了夜晚，就躲在家里偷偷听邓丽君。
一首《甜蜜蜜》，邓丽君用轻盈甜美的歌声打动了万千大陆青年的心：“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象花儿开在春风里……”
深受思想禁锢的青年，被唤醒沉睡多年的情感，明白了何为情深缱绻，又有多少人借由此歌互诉衷肠。
可是，这样的歌曲，一度被批为“靡靡之音”，受到官方抵制。
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了文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邓丽君翻唱的歌曲《何日君再来》赫然在列。
热爱流行音乐的人们终于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北京晚报》记者刘孟洪发表文章，为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辩护，一时引发激烈讨论。
无论官方如何阻挠，邓丽君的歌，还是拉开了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的序幕。
1988年，邓丽君收到央视邀请，本要前往内地演出，却因台湾当局阻止而未能成行。
邓丽君，无法取代的一代天后
1995年5月8日，年仅42岁的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病逝。这位将流行音乐带给大陆的绝代佳人，一生未曾踏足大陆。这是她的遗憾，也是我们的遗憾，伊人已逝，徒留永久的追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一些文艺工作者一摆脱政治绑架，开始大胆创作。
1979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播放纪录片《三峡传说》，歌坛新秀李谷一演唱了该片插曲《乡恋》。
歌曲中采用人称代词“你”“我”，李谷一模仿邓丽君的“气声”唱腔，深情倾诉：
“我的情爱，我的美梦，永远留在，你的怀中。明天就要来临，却难得和你相逢，只有风儿，送去我的一片深情。”
铁打的李谷一，流水的春晚
这首歌一出现，大受欢迎，可又引来媒体非议，一些人称李为“黄色歌女”，认为她的唱法庸俗、下流，是在自毁前程。
随后几年，《乡恋》遭到禁播。
1983年，央视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大批观众请求点播“禁曲”《乡恋》，央视抵不过他们的执拗。最终，李谷一在全国观众面前，演唱了这一歌曲，成为那年春晚的经典节目。
与李谷一的《乡恋》遭遇类似的，还有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
1980年9月，作为海政文工团演员的苏小明在“首都新星演唱会”上演唱了《军港之夜》。
这首歌一改以往军旅歌曲雄赳赳气昂昂的刚硬风格，呈现出一种休闲的状态：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这首歌的初衷是慰问海军。有些人却站出来批评，我们的水兵就应该“站岗放哨”，怎么能“好好睡觉”？甚至有领导提出，苏小明“这样的演员部队不能留，要处理”。
这样的批判并没有持续多久。
划时代的军旅歌曲《军港之夜》
1980年年底，中国音协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流行音乐为主题的会议。万万没想到，会议最后一天，中国文联主席周扬突然表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不应以贬低的口气来谈论流行歌曲，我们需要有好的高质量的流行歌曲。”
自由创作的时代到来了。
1986年，苏小明携《军港之夜》登上春晚，以实际行动为这首歌正名。
之后几年，春晚歌曲成为大陆流行音乐的一个标杆。
当官方知道，已经阻挡不了港台“东南风”渗透时，遂决定以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引进港台歌曲。
1983年，导演黄一鹤在筹办次年春晚时，希望能在歌舞类节目有所创新，有意邀请港台歌星前来助阵。
在一次前往深圳的途中，黄一鹤偶然听到一首歌——高亢的前奏后，一个醇厚男声传来，“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这，是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
这首歌深深打动了黄一鹤。他马上通过关系找到张明敏，邀他上春晚，双方一拍即合。
然而，张明敏的北京之行并不顺利，港台歌手是否参加演出，这一决定还没真正拍板。一直到春晚前几天，他才被批准登台。
黄一鹤松了口气。1984年2月1日晚，张明敏一身西装笔挺，上台献唱。
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
这首爱国歌曲，一夜之间传遍大街小巷，挑动着全球各地华人的思乡情绪。
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和英国签署联合声明，决定在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的主权。
1980年代，电视行业正迅速发展。那时候，一家人，或是几户人家，一起守着一台老式显像管电视机，看着寥寥无几的频道，也能看得津津有味。
80年代初，几家人聚在一起看电视
电视信号不好，时常要重新调整，这时哪怕是调出满屏幕雪花，也能让在场观众有点儿小激动。
每日，人们吃饱喝足，听见电视剧的主题曲一响，就会汇聚到有电视机的地方。
很多歌因为一部电视剧而变得脍炙人口，如《便衣警察》中的《少年壮志不言愁》，《大侠霍元甲》中《万里长城永不倒》，《西游记》中的《敢问路在何方》等。
1985年，港剧《上海滩》引进大陆播出，人们念念不忘的，是英俊潇洒的许文强和纯真善良的冯程程。还有那首由顾嘉辉作曲、黄霑填词、叶丽仪演唱的主题曲《上海滩》：
“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
歌词所描绘的景象，恰似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上海滩》剧照
此外，当时央视还引进了《大西洋底来的人》 《加里森敢死队》 等美剧。一大批待业青年因向往电视剧中放荡不羁的英雄形象，走上街头惹是生非，成为1983年严打事件的诱因之一。
1986年，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爆炸；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核事故；马拉多纳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上演了“上帝之手”和连过六人，最终带领阿根廷队勇夺世界杯……
国外冷战接近尾声，国内改革开放初兴，中国青年们要以怎样的姿态走向新时代，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位署名潘晓的青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出真实的心声：“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朦胧诗派的顾城写下“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主题亦是“寻找”。
那年5月9日晚，一个北京青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用歌声发出了呐喊。
当时，“国际和平年”纪念演唱会行将结束。这青年走上了舞台，他身穿半长褂，裤腿一高一低，手里抱着电吉他，邋遢的打扮似乎和该场合格格不入。一阵键盘声后，他爆发出粗犷的嗓音，唱道：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这就是崔健的代表作《一无所有》。
崔健定义了中国摇滚
歌声满带着精神的迷茫，不断地追问，一种对理想的渴望和对现实的反叛，不言而喻。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声音格外刺耳，据说崔健一开嗓，在场的艺术局领导便拂袖而去。
中国摇滚在那一夜起航，随后崔健又创作了《假行僧》《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极具时代特色的歌曲。
几年后，美学家高尔泰如此评价：“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中国需要启蒙。”
那个时代，中国的年轻人们，为追求思想自由做出的努力，一度让世界震惊。
在思想解放的同时，两岸关系趋于缓和。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同时大陆停止炮击金门，两岸实现真正停火。1987年，蒋经国发布政令，宣布解除戒严，允许台湾老兵回乡探亲。
四十年，流落他乡的游子，青丝熬成了白发，一湾浅浅的海峡，始终阻挡着他。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去世前不久，写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诗句，正是无数台湾老兵的共同慨叹。
老兵归乡
1988年10月，香港摇滚乐队Beyond前往北京举办演唱会。Beyond主唱黄家驹，有感于海峡两岸民众的思绪，将他创作的歌曲《大地》交给刘卓辉重新填词。
10月15日，Beyond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演唱国语版《大地》，唱出了台湾老兵们的心声：
“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Beyond，华语摇滚乐队的一个巅峰
遗憾的是，1993年，黄家驹在日本参加演出时意外受伤，6天后不幸去世，年仅31岁。他用短暂的人生，成就了一代传奇，他是绚丽的烟火，留下恒久的璀璨。
1989年，随着海外音像制品、卡拉OK等正式引进，传媒市场化势在必行，流行音乐走进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也在迅速改变。
市场上，台湾歌手齐秦的专辑《狼》推出了引进版，售价八元五角。
照片中，齐秦一头帅气的中长发，上身穿立领夹克，下身着喇叭裤，造型时髦，引来男孩们竞相模仿。
可是这头发怎么也学不像，只能画虎类犬，把前额的头发烫着菊花状。
齐秦
齐秦的一首《大约在冬季》是那几年最流行的歌之一。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这首歌是他为异地恋的女友，演员王祖贤所创作的。此时的大陆乐迷，早已能普遍接受这样通俗、直白的情歌，追逐城市特有的时尚气息。
歌迷们的选择更加多样化。翻开1985—1988年大陆引进的港台歌手名单，我们会发现很多熟悉的名字：齐豫、苏芮、蔡琴、徐小凤、凤飞飞、陈慧娴、谭咏麟、陈百强、张学友、罗大佑、童安格、姜育恒、张国荣……
告别了黑胶唱片和收音机。当留着长发，穿着嗽叭裤的年轻人在小城里提着卡式录音机，播放着港台歌曲招摇过市，也不被视作异类的时候，流行音乐已不是稀罕玩意儿。
郊游的青年与录音机
除了引进港台唱片，中国大陆唱片业也在1980年代起步。
1979年，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在一年后即生产800万盒带，采录了内地几乎所有知名歌手。
从此之后，内地开始大规模生产流行音乐，并仿效香港由唱片公司与歌手签约，打出偶像牌。大陆开始有自己的青春偶像，陈琳、毛宁、杨钰莹等就是其中代表。
毛宁与杨钰莹，最早的一批国产“小鲜肉”
毛宁的《涛声依旧》，唱出了1990年代初，传统与流行的交融：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创作者陈小奇称：“其实这是反映我们这代人‘边缘人’状态，就是处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夹缝中。‘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的歌词就是表达了处于边缘的困惑。”
还有一批来历不明，在磁带上锯了一道的欧美音乐制品，在90年代初流入市场。这些其实是被欧美唱片公司低价处理的废品，只是损坏程度较轻，尚能播放。
1994年前后，这些所谓的“打口带”遍布城市街头。一些小贩被城管追着跑，还有一些小店盘踞在大学附近。年轻人们将它们视为珍宝，于是，欧美的流行音乐也开始席卷大陆。
被当时的年轻人奉为珍宝的打口带
大学生们热爱打口带。那时候，大哥大、BP机还是奢侈品，上学时必不可少的，是小风扇、电暖壶，还有心爱的录音机。
因为，青春不能没有音乐。
1977年恢复高考后，大学生一度被称为“天之骄子”。
到1990年代，大学还未大规模扩招，一些地区能够上大学的人少之又少。彼时，毕业包分配的“铁饭碗”刚刚被打破，可对未来的迷惘没有掩盖学生们的朝气蓬勃。
翻开那个年代的老照片，我们会发现：那时候的年轻人，也爱凑一桌麻将，打几局斗地主，也会在宿舍贴明星海报，也喜欢唱卡拉OK，也会在走廊背单词，也热衷于社团活动，也在为了前程奋发图强，也在为了爱情伤心落泪……
90年代的一间大学宿舍
《同桌的你》，由出身科学世家的文艺青年高晓松创作于1991年，填补了大陆校园民谣的空白，同时也在倾诉，那一代人的芳华。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提起关于改革开放的主旋律歌曲，不得不提这首《春天的故事》。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改革开放后，“深圳速度”让世界惊艳。创作者亲身感受到了深圳特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将心中的崇敬和感动，化作一曲赞歌。
这首歌极富生活气息，满怀着人们对国家富强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一种速度，叫做“深圳速度”
演唱者董文华，曾是炙手可热的军旅歌手，后来因牵涉厦门远华案，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经过前十年的铺垫，1990年代，改革开放渐入佳境，商业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曾经出现多次暴富的机会。有的人成功捞到第一桶金。
1989年，军人家庭出身的王健林开始进入房地产行业，接到的第一个业务是无人问津的旧城区改造工程。
1991年6月，潘石屹、王功权、冯仑、刘军、王启富与易小迪六个性格鲜明的人齐聚一堂，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万通前身)，开始他们的房产生意，人称万通六君子。
1995年，马云帮杭州市政府和一家美国公司谈合作，在美国第一次接触到了互联网。之后，在家人好友的帮助下，他凑了2万元，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之一“海博网络”。
1998年，毕业工作两年的刘强东拿着1.2万元积蓄，来到中关村，租了一个小柜台，售卖刻录机和光碟，柜台名叫“京东多媒体”。
1998年，马化腾成为第一波接触互联网的年轻人中的一份子，开始在计算机通信行业摸爬滚打。
出生于台湾的叶倩文，唱的这首《潇洒走一回》，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歌曲之一。
此歌既包含着励志精神，又有几分颓废气息，仿佛在控诉过度追求商业化的浮躁风气，又在鼓励年轻人们放手一搏。
“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一生。
岁月不知人生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重商而轻义、重利而薄情的年代，有多少人能潇洒从容，又有多少人将庸碌无为。
1980年代末思想的激进，到了1990年代逐渐归于沉寂。
在崔健之后，中国摇滚继续发展，优秀的音乐人没有停下对社会的思考。
由窦唯作词作曲的这首《无地自容》，表现了当代人心残酷冷漠的一面：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
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
不必过份多说，自已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以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为代表的大陆摇滚音乐人，于1994 年 12 月，在香港举行了“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第一次让世界见识了中国摇滚的力量。
魔岩三杰
何勇以一身海魂衫搭配红领巾的造型亮相，引来无数摇滚青年模仿。
初到香港时，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还算是个唱歌的，其他都是小丑。不服气的话，大家可以出来比试比试。” 可以说是相当rock了，但是，那时的辉煌早已成为历史。
被何勇讥为小丑的香港“四大天王”，是1990年代港台偶像的一大代表，且在中国大陆流行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敬业的张学友如今还在四处办演唱会，顺便协助警方捉逃犯。
香港“四大天王”
他们的歌，受众广泛，经久不衰，譬如刘德华的这首《忘情水》，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哼唱几句：
“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1990年代，“随身听”进入中国百姓生活，听歌工具变得更为小巧玲珑，可以随身携带，随时聆听。而电视已基本普及，可以放映录像的小型CD镭射机也出现在大陆市场。
90年代的时髦青年在唱卡拉OK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音乐、影视等资源变得唾手可得，大量偶像走红，大陆涌现了第一批的狂热追星族。
来自甘肃的歌迷杨丽娟，自1990年代开始痴迷刘德华，直至家破人亡。现在的很多追星族，或许也难以领会这样的疯狂。
培养了众多天王天后的香港，曾经在某一时期，让大陆青年趋之如骛，兴起一股逃港热潮。六、七十年代，很多受尽苦难的年轻人都在思索，对岸的那座岛屿到底是怎样？于是，数万人铤而走险，逃亡过港。
正如陈秉安所评价，“大逃港，无疑是历史的大悲剧，但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改革开放后，逃港风潮日渐平息。1997年，香港终于回归祖国。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那一年，有一首歌，总在人们耳边萦绕，那便是由罗大佑创作的《东方之珠》：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亮。
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
1982年，玩摇滚的罗大佑在台湾乐坛横空出世，他痛斥当时流行的校园民歌为“风花雪月”。他的很多歌，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执笔创作，唱出了社会的变迁，如《鹿港小镇》《现象七十二变》《亚细亚的孤儿》等。
罗大佑
就在香港回归两年后，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又恢复对澳门的主权。改革开放20年， 中国已显露强国之姿态。
21世纪，流行音乐如万马奔腾，千流竞汇，一大批优秀的华语音乐人接连登场。
人们的审美日益多样化，能够接受各种曲风，也全面迎接日韩、欧美潮流的到来。这个时候，我们用Mp3、Mp4、手机听歌，随手一点，就能沉浸在音乐的世界。
难以想象，改革开放之初，听流行歌还得躲在被窝里偷偷摸摸。
这一时期，大陆的歌迷完全没有思想的束缚，每个人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比如对周杰伦的成名曲《双截棍》。
有人奉为经典，跟着哼唱：“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兮！” 也有人提出质疑，说根本听不清他唱的究竟是啥？
2003年，周杰伦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信息时代，流行音乐通过互联网传播。据统计，2006年，仅新浪这一门户网站，当年上传的歌曲就有30多万首。
那时，盗版音乐盛行，却是迄今为止流行音乐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
随着互联网普及，网络音乐异军突起，由于没有门槛，这些歌大都充斥着市井气息。
北宋大儒周敦颐曾说:“乐者，古之平心，今之助欲。”现在，人们对流行音乐的需求，已从当年对新文化的向往，转化为纯粹的感官刺激。
此时，优秀的流行音乐依旧能焕发昂扬向上的文化力量。
2007年12月31日晚上，北京大学2008新年联欢晚会。
北大前校长许智宏
晚会上，最轰动的一刻，65岁的北大校长许智宏，当着全场师生的面，演唱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助兴：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第二年，许智宏即将卸任。他有来到学生宿舍楼下，同学生们一起，再次高声歌唱这一曲《隐形的翅膀》。他想要传达的，可能正是这首歌温情励志的正能量。
2009年，北京高考根据这首流行歌，以《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作为作文题目。这是流行歌第一次被用于高考题目中。
张韶涵演唱《隐形的翅膀》
2008年，多事之秋。
1月，南方各省雪灾肆虐，百年一遇的灾害让全国渡过了一个寒冷的春节。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这是建国以来破坏力最大，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造成69227人死亡。
而这一年，有一件事，却让举国欢庆，即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这也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国家一个划时代的成果展示。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
这一年，不得不提一首主旋律流行歌《北京欢迎你》。这首歌汇集了两岸三地，各个年代的明星。还记得当年传遍大街小巷的歌声：
“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经历悲怆与喜悦的一年，2008年度的感动中国特别奖，颁给了全体“中国人”。
2010年，中国在校大学生数量扩张到2800万。毕业生们正忙于投简历、考试、跑招聘会，做着中产梦，可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找不到自己的舞台，多年的努力换来的，可能是“蜗居”“蚁族”这样的尴尬处境。
大学毕业生的窘境尚且如此，更不要提无数入城打工的农村青年。
那一年，民工组合旭日阳刚，翻唱由汪峰创作的《春天里》，一炮而红。
自世纪初选秀节目崛起之后，草根一夜成名，似乎不再是幻想。
让人们动容的不仅是他们的歌声，还有他们毫不起眼的人生经历。
1966年出生的河南人王旭，曾在家务农，后来卖过水果、水煎包，唱过酒吧，在北京和开封之间奔走。
来自东北的刘刚，早年当过兵，退伍之后去了北京，2003年开始“北漂”。
旭日阳刚，曾经是不懈追梦的农民工们的代表
这两个农民工，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在大城市的地铁通道里穿梭，唱着“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他们自己也说，成为网红，“和做梦似的”。
而眼下，我们正陷入流行的困境。一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没有“流行”而渴望“流行”，如今，“流行”泛滥，而没有了真正的“流行”。
除了消解了意义的“神曲”可以唱遍大街小巷，大到一个阶层，小到一个人群，都有属于他们欣赏的小圈子流行音乐。
人心浮躁而焦虑，恶搞和煽情，变成社会的主旋律。
已经无法想象，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写出来、唱出来的歌，像是诗，又像是墓志铭。
现在的歌，却只剩下追忆青春、卿卿我我与无病呻吟。没有人关心世界，关心明天，关心未来。
1986年年初，“中录”的一个录音师张丹丽，从广东把一盒“水货”磁带带到了北京。
1985年年底，台湾音乐人张艾嘉组织了一场公益演唱会，推出了由罗大佑创作、港台60名歌星共同演唱的《明天会更好》。
那盒“水货”磁带收录的，正是这首歌。
受到启发的北京音乐人，打算搞同样的演唱会。这才有了1986年5月的工体大型演唱会，128名歌手唱响了《让世界充满爱》，才有了崔健大神的第一次登场，才有了流行音乐改变中国的激情年代。
一切已成往事。但愿明天会更好，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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