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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浙江绍兴。
正在鲁迅纪念馆上班的章贵，突然接到上级安排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前往上海参加鲁迅墓地的迁葬仪式。
这个22岁的年轻人，欣喜而忐忑。
欣喜的是，据他所知，当天参加仪式的还有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和他们唯一的儿子周海婴。这也就意味着，时隔45年，失去了联系的两家人再次得以重逢。
而忐忑的是，自己是大字不识的平民，而对方却是社会名流，况且此前他们素未谋面，到时候场面会不会很尴尬？
双方见面后，章贵释然了。
年长他4岁的周海婴，举手投足间看不到半分名流的架子，待章贵也视若兄弟。仪式结束后，两家人交往也自此频繁起来，几十年间，双方通信不断，即便身处异地，逢年过节时彼此也会互送礼物。
由此成就了中国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因为章贵的爷爷章闰水，作为鲁迅儿时的玩伴被写入小说《故乡》，也就是那位给无数人留下童年记忆的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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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的孙子，与鲁迅的儿子再度延续祖上的情谊，这种奇妙的缘分也引来了世人的关注。
于是人们纷纷猜测，两家人为何会失去联系长达45年？闰土的孙子，又怎么进了鲁迅纪念馆？
这段奇缘的开端，源自上个世纪一场跨越了社会等级的友谊。
鲁迅本名周树人，出生于清末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其祖父周福清官至内阁中书，位高权重家业颇丰，一时风光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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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为了给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谋个差事，周福清拿出了一万两白银疏通关系，不成想被人告发，周福清因此惨遭革职下狱，被判以斩监候。
周家变卖家产上下打点，才勉强让周福清落得个监禁八年的结局，而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也不堪外界嘲讽，自此一病不起，经此变故，鲁迅全家不得不从城里搬回乡下的老宅。
虽然家道中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周家的财力还是比寻常百姓高出一大截。
第二年正月，按照乡下的习俗，周家要承办一个盛大的祭祀活动。对于劫后余生的周家而言，这场活动至关重要，参与者众多，因此需要摆置大量的贡品和祭祀用具。
为此周家雇佣了一批短工，这其中就有来自杜浦村的篾匠章福庆。
章福庆为人老实忠厚，他家离海边不远，一家人以在滩涂种植瓜果蔬菜为生，闲时编织竹器帮人打短工，日子过得还算凑合。
章福庆到周家忙活了几天后，感觉雇主还挺厚道，便提出让自己的儿子过来看管祭器，周家同意了。
几天后，一个脖子上挂着银项圈的少年来到了周家，见到了那个被父亲称之为“少爷”的男孩，而这便是《故乡》中闰土与鲁迅的第一次相识。
少年名叫章闰水，是章福庆的独生子，年长鲁迅两岁。
尽管一路上，他一直被父亲耳提面命地教训“要给雇主家的儿子叫少爷”，可他毕竟还是心思单纯的孩子，当鲁迅亲切地称他为“闰土哥”时，他脆生生地答应了。
从小在海边长大的闰土，对城里的新鲜玩意儿充满了好奇，而鲁迅也没有主仆之分，经常带着他在绍兴城中闲逛，两人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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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往的加深，鲁迅对闰土的崇拜也与日俱增。
正是闰土绘声绘色的讲述，以前只知道四书五经的鲁迅，才发现世间竟然有这么多趣事：雪天里用短棒支起竹匾捕鸟，夏天去海边捡形态各异的贝壳，晚上还可以去瓜地里看瓜……
这样的场景，令少年鲁迅心驰神往，以至于许多年后他在《故乡》中，还以生动的笔触，构想出项带银圈的闰土，手捏钢叉用力刺猹的画面。
只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随着正月祭祀的结束，闰土被父亲带走了，分别的那天，两个亲如兄弟的小伙伴抱头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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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同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没有冲淡两人的友谊，却冲散了两人命运的航船。
鲁迅的出现，让闰土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新的憧憬，他央求父亲送他上学，将来能见识到外面的世界。
章福庆就这一个儿子，以他的收入承担儿子的学费并不费力，所以他没加思索地就同意了。
只是就在闰土即将入学的前夕，章福庆突然病倒了，在耗尽半生积蓄后撒手人寰。
父亲的病故，不仅让闰土读书的梦想成了泡影，也迫使他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耕地摇橹除草挑肥，活成了那个年代底层人最普通的样子。
而鲁迅这边，日子也同样举步维艰。1896年，鲁迅的父亲病故，家族中的财产也被叔叔们瓜分殆尽。
所幸，在鲁迅母亲的坚持下，鲁迅始终没有放弃学业，最终成长为一代文豪。
1919年，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鲁迅回到家乡，准备变卖家产带着母亲定居北京。由于家中的琐碎的物件太多，又卖不了几个钱，鲁迅便想着将这些东西送给儿时的玩伴闰土，这才有了两人的重逢。
然而阔别二十多年后，出现在鲁迅眼前的闰土，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手执钢叉在月光下奔跑的英武少年。
他那紫色的圆脸早已变得灰黄，头顶破毡帽身穿薄棉衣，双手布满裂痕，神情木讷而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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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刚一见面，鲁迅怔住了，最终他还是用儿时的口吻打招呼：“闰土哥，你来了？”，听到这个称呼，闰土的脸上露出一丝喜悦，随即又黯淡了下来，他微微颤抖着嘴唇叫出一声：“老爷！”
鲁迅不禁打了个寒颤，看来岁月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躯体，还有那曾经鲜活有趣的灵魂。
一番寒暄后，闰土将身后跟着的水生叫出来给鲁迅下跪磕头，而没见过场面的水生却很害羞，紧紧地贴在父亲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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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无奈地叹了口气，他告诉鲁迅，家里孩子多，仅靠六亩薄地怎么也吃不够，最近附近不太平，去哪里都要钱。
多子、饥荒、苛捐杂税、兵、匪，如同一块块无情的巨石，将他压榨得如同一具干尸木偶。
在挑选了几件桌椅和一副烛台后，闰土便辞别了鲁迅，而这一去，两家人就再无联系。
到了1934年，浙江省爆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旱灾，绍兴境内一连数月滴雨未下。迫于生计，闰土不得不忍痛卖掉六亩薄田，到处给人打短工艰难度日。
长年的劳作和粗劣的生活，严重摧残了闰土的健康。两年后，闰土的背部生出一个毒疮，因为无钱医治，疮口一直流脓不止，只得靠着小女儿章阿花帮他擦拭。
最终，闰土的病体还是没能扛过毒疮的侵蚀，弥留之际，气若游丝的他还不忘千里之外的鲁迅：“想办法给周先生带些干青豆过去，他是一个好人。”
只是造化弄人，闰土死后不久，时年55岁的鲁迅也因病离世了。
和闰土当年从父亲手里接过家庭重担一样，他的大儿子章启生（即小说中的水生）肩负起了养育一家人的重任。
可章启生的命运比上一辈更惨，1940年染上瘟疫，不治身亡，年仅36岁。
章启生留给妻子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小儿子章贵只有3岁。由于缺衣少食，妻子只能将他寄养在亲戚家，几年后章启生的女儿患病，由于无钱医治最终落得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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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土死后，章启生的日子尚且如此艰难，更不用提他那四个未成家的儿女，除了小女儿章阿花成年后嫁给了当地的贫农，其余三个孩子再无消息。
就在人们以为章启生的两个儿子即将重复祖辈的命运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彻底消除了悬绕了章家三代人的苦难魔咒。
为了纪念鲁迅，1953年绍兴市政府在鲁迅的家乡建立了一座纪念馆。
纪念馆落成后，政府工作人员告诉章贵：“你收拾下，尽快去纪念馆上班！”
章贵怔住了：“我不识字啊，怎么可能去这种地方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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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笑道：“不识字可以学，但在中国，像你这样与鲁迅有这么深渊源的，可没几个人了！”
于是，白天章贵就在纪念馆上班，晚上就充电各种文化知识。
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章贵白天在纪念馆工作，晚上在夜大学习文化知识。
那个还没有普及电灯的年月，在煤油灯下学习是件苦差事，夏天容易招蚊虫不说，人还熏得满脸汗水，冬天冻得手脚冰凉，鼻孔里都是黑乎乎的油烟。
但章贵却从不叫一声苦，尤其是明白了章家和周家的渊源后，他逐渐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整个人就如同打了鸡血般疯狂学习。
在他看来，自己能进纪念馆和这些知识分子在一起工作，其实就是凭借着爷爷和鲁迅的关系，时间一长，世人要是知道自己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岂不成了笑话？
凭着这股拼劲，章贵潜心研究了鲁迅的著作，成了纪念馆里对鲁迅研究最深的人，并在1965年见到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
命运的推手就是这般神奇，鲁迅与闰土两人被时代割裂了45年的缘分，就这样巧妙地由他们的后人再度缝合。
1982年，章贵被提升为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直至退休，期间他写下了几十万字关于鲁迅的研究材料，为后人研究鲁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2011年，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北京病逝，但章贵儿女又同周海婴的儿子成了好友，这段绵延了百年的家族友谊，注定会一直延续下去。
如今的章贵，生活幸福而安稳，他的儿子章洲原本只有高中毕业，后来被鲁迅的精神所激励，成为绍兴一家金融机构的高管，女儿也在父亲的教导下成为一名教师。
那个被贫穷和疾病缠绕了三代人的时代，终究一去不复返了。
在接受外界采访时，章贵诙谐对记者感慨：“从我曾祖父给周家打工算起，直到现在，已经四代了，如今，我也是在给周家打工，不过我是给鲁迅先生打工，把他的思想传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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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不识丁的平民，变成了受人尊敬的文化人，章贵无疑是幸运的。
但与其将他的幸运归结于闰土和鲁迅的交情，不如说是新中国的出现，让他的命运出现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正如鲁迅先生在《故乡》的结尾中所写的那样：“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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