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的革命岁月

日期：2022-12-02发布：瘋嘙子

导读：2022年12月2日是路易·艾黎先生诞辰125周年。路易·艾黎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是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发起者，培黎学校创办者，他的伟大事迹至今仍为中国人民牢记。坚定秉持“中国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路易·艾黎在华工作六十年，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卓越贡献。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熊月之】

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中国人民久经考验、意志坚强的老朋友、老战士、老同志。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庆祝路易·艾黎八十寿辰的宴会上，满怀深情地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1。

1987年12月27日，艾黎在北京逝世，邓小平同志亲自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新西兰时，说“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先生1927年远赴中国，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2

路易·艾黎与中国的关联，是从上海开始的；他对于中国的了解，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于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从上海开始的；他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人、支持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走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道路，也是从上海开始的。

路易·艾黎（Rewi Alley）

上海是艾黎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出生于新西兰，祖父是早期从爱尔兰到新西兰的移民，父亲是新西兰一所小学校长与教师，母亲是从英国到新西兰的移民，在一个农场主家里当教师，也是当地女权运动的活跃人物。

艾黎是父母七个孩子中的老三，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性格锻炼。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中学尚未毕业，便参加新西兰远征军赴欧作战，表现勇敢，曾两次负伤。第二次伤势很重，差点死去。战争结束后，荣获威尔士亲王勋章。1919年，艾黎回到新西兰，与友人共同经营牧场，首尾六年，备尝艰辛，但不很成功。1926年底，中国有关大革命的消息传到了新西兰，艾黎决定到中国看一看。1927年4月21日，抵达上海。

艾黎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当过军人，训练有素，道地的西方白人文化背景，这在主要由英美人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是极大的优势，很容易找到工作。他抵达上海的第三天，便经友人介绍，在工部局消防处虹口救火会找到了工作，任消防处小队长。1932年被任命为消防处处长级别的工业科工厂督察长，负责检查租界工厂的防火措施。他在上海首尾11年，直到1938年离开。

艾黎在工部局最主要的工作，是深入公共租界大街小巷的各式工厂，实地了解消防安全等情况，这使他有机会查访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直接了解上海社会百态，特别是各类工人的工作情况。

艾黎厕身其中的上海，1927年人口超过260万，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相当集中、极其尖锐的城市。

上海的贫富差距之大，美丑并存，让艾黎感到无比惊讶。他说：要是离开几条主要的马路及其宏伟的建筑，便很快会进入那迷宫般纵横的狭窄、拥挤、臭气熏人的里弄。“除外国人居住区一般生活水平很高外，城市里似乎到处都有乞丐。我每日吃住所在的地方，有着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训练有素的仆役。但是，我整天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却是消磨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街巷里。那里一家人只住小小一间房，街巷两边摆着一排排的马桶”3。

上海工人工作环境之恶劣，特别是缫丝业童工所受的折磨，更让他难以置信，“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他们手指红肿，两眼布满血丝，眼皮下垂。工头手里拿着8号铁丝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来回走动。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臂作为惩罚。工房里充满蒸气，在上海的炎热天气里，我在那里稍站几分钟便忍受不住”4。工厂环境的污染，安全措施的阙如，罪恶的包身工制度，都让艾黎大为震惊，几乎无法容忍。

以督察工厂安全生产为职志的艾黎，亲历这些恶劣的工作环境与频发的事故，极为痛心。他曾与有关单位磋商、交涉，要求改良工作环境，改善工人待遇，避免或减少事故，但收效甚微。

艾黎还利用假期到中国各地旅行、考察。所到之处，近一些的有上海附近的昆山、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处，远一些的有泰山、华山、五台山、湖北，还有更远的四川、绥远、内蒙古等地。中国的壮丽河山、悠久文化，令艾黎着迷、欣慕；随处可见遍野哀鸿，时常发生的旱涝灾害，令他震撼、同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反动军阀和地主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令艾黎愤怒；中国人民勤劳善良的品格、敢于斗争的精神，则令艾黎钦佩。

尤其让艾黎永生难忘的，是1927年4月21日，他刚刚踏上上海土地所看到的那一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上海及其他一些地方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遭逮捕、拷打和枪杀，他们的头被装在笼里，挂在沿街的电线杆上”5。

通过上海，以及由上海出发、在全国各地所看到的中国社会，各类矛盾交织，让艾黎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他原本拿的是短期签证，并没有在上海久留的打算，但耳闻目睹这一切后，让艾黎改变了主意。他说：“随着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开始产生了感情。一年半以后，回新西兰去的一切想法都烟消云散了”6。他决心定居下来，试图为改变这些不平等、不人道的状况，做些什么。

在工部局供职期间的路易·艾黎

上海是艾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

艾黎开始关心政治问题，并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来自欧美世界的朋友，讨论这些问题。

最早与艾黎讨论中国政治问题的，是来自英国的亨利·巴林（Henry Baring，？-1930），当时担任上海《大美晚报》编辑，也是汉璧礼男童公学教师。1929年3月，艾黎在无锡目睹六名青年共产党员，因组织缫丝工人成立工会以争取较好的待遇，被反动当局野蛮枪杀。艾黎很受刺激，去向巴林请教。巴林说：“我看，你最好还是读点书。”于是，向艾黎推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艾黎仔细阅读以后，觉得很有道理，自己以往心中所存的一些疑惑，豁然开朗。他说：“作为一名工厂督察，我看到的不少情况也帮助了我理解这本书。此后，我越来越有兴趣购买关于社会进步的任何书籍，越来越关心中国国内的斗争”7。巴林后来又找过艾黎一两次，一起讨论他们阅读过的书，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

从此，艾黎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对于中国问题由冷眼旁观者，变成积极参与者。他说：“我的工作使我越来越相信旧的世界制度（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我告诉巴林，我已得出结论，认为旧的制度必须推翻，我将永远尽力帮助把它推翻”8。

巴林不但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实际参加上海进步人士所从事的革命斗争。他让艾黎也参与进来，让艾黎陪同那些从事工人运动的中国朋友，做一些实际工作。艾黎说，“我做了他让我做的事以后，他总是说：‘这很好，很有帮助’”9。万分遗憾的是，巴林于1930年9月14日被青帮的职业凶手枪杀10。艾黎帮助巴林从事上海工人运动的事情，也就中止了。

1932年，艾黎通过美国左翼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结识了宋庆龄，进而结识了德国经济学者汉斯·希伯等人。

在宋庆龄的支持与帮助下，1934年，经寓沪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提议，这些外侨左翼人士，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十几个人，除了希伯、史沫特莱、艾黎之外，还有美国人马海德，医生；英国共产党员甘普霖，上海电力公司工程师；希伯的妻子卢秋迪；奥地利人魏璐诗，哲学博士。希伯担任政治指导，实为教员，艾黎担任负责人。学习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他们结合形实，联系实际，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这类聚会，根据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地点举行。

在艾黎的带领下，小组成员以科学研究为名，先后到二三十个工厂调查工人工作与生活状况，这对于他们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影响很大。魏璐诗参观了一些破败不堪的小工厂，看到了没有安全设施和劳动保护的生产环境，每天12小时以上繁重劳动、面黄肌瘦、经常挨工头皮鞭的包身工，以及工人在工厂火灾和爆炸事故中丧身的现场。这些残酷现实，令魏璐诗深感震惊与愤慨。她后来回忆说，“这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使我感到这个社会必须彻底加以推翻。路易·艾黎是我在中国的第一个良师益友”11。

小组成员不少人由此提高了觉悟，竞相走上革命道路。艾黎、马海德、希伯等均属此类。魏璐诗也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我不是在讲德语的家乡，而是在远东了解的，这件事虽然出乎寻常，但却令人欣慰。人的一生中是会碰到许多这类不寻常的事情的。”12

艾黎住所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据点

路易·艾黎的住所，即今愚园路1315弄4号，是上海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据点和避难所。

上海路易·艾黎旧居图自东方网

这是一幢三层的西式住房，建于1912年，室外有扶梯可直上二楼居室。底楼前半部分为会客室和餐厅，后半部分是厨房等辅助用房，当中有一间小工房，内置一台车床和一些工具，底楼沿弄堂有汽车库，房前有小花园。从1932年至1938年，艾黎就住在这里。

1935年到1936年初，中共党员刘鼎就隐蔽在这里，化名查尔斯，住了将近一年。刘鼎经常与艾黎的养子迈克，一道乘坐艾黎的福特牌汽车，为中共地下党传递宣传品之类的东西。不久，当局警方对艾黎那个号码的汽车起了疑心，到处寻找那辆汽车，艾黎立刻将那辆汽车卖掉，让刘鼎乘坐工部局消防处的汽车。艾黎在消防处工作，那里的红色公务车可以避免检查，从而把救亡者送过巡警的检查站或送到公共租界以外。

1935年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共党员陈翰笙，根据宋庆龄的安排在此避难，以躲避租界当局的搜捕，住了几个星期。艾黎对陈翰笙做了化妆，顺利地将其送走。

经宋庆龄的安排，在艾黎家住过的还有红军将领许光达、李克农，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

1935年底，艾黎在家中顶楼小间架设秘密电台，以便中共上海党组织与正在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甘普霖也住在这幢房里。他是电气工程师，凭着自己的技术，不通过电表、直接从干线上接电源，并设法在夜间收发电讯。就是通过这个电台，上海地下党在第一时间获悉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信息。艾黎等人为此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酒会，宋庆龄、史沫特莱等都参加了。

正是通过这一电台，宋庆龄应毛泽东之请，推荐斯诺成功地访问了延安，为向西方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故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正是通过这一电台，马海德经宋庆龄推荐，成功地奔赴延安，日后成为红军队伍中医德高尚、医术精良的著名医生。还是通过这一电台，刘鼎经宋庆龄推荐，成为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副官，成为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系人，促成了周、张二人的见面与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地下电台使用时间长了，总会有些蛛丝马迹会暴露出来。公共租界巡捕房发现有些奇怪的漏电问题，于是挨家挨户询问。艾黎凭自己的特殊身份，巧为周旋，最后化险为夷，电台完好无损。

参与创办《中国呼声》

1936年，按照共产国际的安排，在宋庆龄领导下，上海的国际左翼人士，创办了英文杂志《The Voice of China》，即《中国呼声》。该杂志于1936年3月15日出版创刊号，半月刊，由东方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公司地址位于上海市静安寺路749号；最后一期出版于1937年11月1日，共出37期。杂志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宋庆龄与鲁迅，都是《中国呼声》重要赞助人。美国共产党员格兰尼奇担任出版人与主编，魏璐诗担任英文编辑。中共地下党员朱伯深、曹亮和方纪参与编务和翻译工作，专职翻译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和新闻消息。艾黎、史沫特莱、希伯、魏璐诗、马海德都是重要作者。埃德加·斯诺夫妇曾从北平发来学生运动的消息。陶行知、郭沫若、茅盾、夏衍等人都有文章刊载。

《中国呼声》合订本的扉页图自共产党员网

由于杂志同宋庆龄、鲁迅等著名人士有广泛而直接的联系，杂志较早向全世界揭露了日本侵占东北的罪行，喊出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正义呼声。1936年第13期和1937年第3期，分别译介刊登抗日救亡歌曲，多由上海左翼文艺工作者创作，如《义勇军进行曲》《一·二八之歌》《九·一八之歌》《打回老家去》《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农民之歌》《人间地狱》等，让音乐成为民众的救国武器，激发人们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热情。

杂志翻译发表过鲁迅的不少作品，其中《写于深夜里（第一节）》，由史沫特莱和茅盾合译成英文，配图用的是珂勒惠支铜版组画《农民战争》中的第五幅《反抗》。1936年第8期刊载了芬君（陆治）的“鲁迅访问记”，就学生爱国运动、上海各界救国会统一战线、抗战文学等问题采访了鲁迅。

《中国呼声》很多文章与上海有关。创刊号封面刊发大幅照片，反映上海三八妇女节群众的游行活动，刊中文字对封面图片内容做了简介: “这是一张反映三八妇女节群众游行的照片，有5000多名群众参加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下午4时游行队伍从四川北路开始，穿过公共租界，在中国居民区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通过法租界时，出现小规模冲突，8名示威者受伤。尽管有紧急政令，但是示威群众仍然高呼反对侵略者口号，并把数千张抗日传单散发到围观者手中”13。

艾黎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很多，除去1937年初离开中国短期旅行以外，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所用均为笔名。他写的《岳飞——中国的爱国者》、《太平革命》、《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等文章，表达的都是反侵略、反压迫的主题，也表明他对中国地理、历史方面有丰厚的素养，其中许多文章与上海城市有关。其中，《我们爱好和平者必须战斗》一文呼吁：目前的斗争中，我们唯一的希望是，继续斗争下去，直到在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被彻底粉碎为止。

《中国呼声》前两期各印行二千份，第三期增至五千份。除在中国发行外，还远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加尔各答、纽约、旧金山等地。最多一期销量达到7500份。日本作家鹿地亘还将每一期《中国呼声》内容译为日文，由南满铁路工人沿铁路线秘密散发传阅14。《中国呼声》在英文世界很有影响，尽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从中破坏，唆使流氓逮捕报童，没收刊物，盗窃杂志，英国在亚洲各地的殖民当局曾公开压制，但由于上海地位特特殊，杂志在上海出售或分发，依然不成问题。杂志一到报摊，立即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地买了带回学校去，每一期都销售一空。自1937年3月起，增印中文版，在英文稿后增加三分之一的中文稿，刊载一些重要文章。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租界不久沦为孤岛。11月15日，日本宪兵冲入杂志印刷车间，捣毁了印版。杂志终刊。

帮助地下党智兑钞票

在上海，艾黎曾应中共地下党之请，帮助兑换钞票。

1936年9月，艾黎忽然接到刘鼎发来的加急电报，要他立即去西安一趟，接受一项特别任务。其时，刘鼎已在西安，担任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副官。艾黎与宋庆龄磋商后便同好友——雷士德工学院的一位年轻的英国教师，和一位中国中学的学生董中祥，以旅游为名前往西安。

到了西安，艾黎才知道，原来是红军春季东征时，缴获一批山西省银行发行的地方钞票。这些钞票，只能在山西流通，而不能在其他地方使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红军急需把这批钞票带到太原，兑换成中央发行的钞票，然后运到上海，电汇回来给西安的刘鼎。事情紧急，必须立即办好。

次日，刘鼎带来一只大帆布袋，里面装的都是山西银行钞票，票面金额大都为一元，亦有十元的。夜晚，艾黎将钞票分为三大包，每包约值三千元。艾黎由西安辗转来到太原，乘人力车串跑三家钱庄，成功地将山西地方钞票兑换为中央银行发行的可以流通全国的法币。随后，艾黎将钞票带回上海，交给宋庆龄，宋庆龄将款数凑满一万元整数，再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刘鼎。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用这笔钱“派了很好的用场”15。

路易·艾黎与宋庆龄

宋庆龄的好帮手

艾黎对宋庆龄极为敬重，1933年首次拜访宋庆龄，是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两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从此建立了终生的友谊。艾黎是宋庆龄最熟悉、最忠诚的挚友之一。他既能分享宋庆龄的欢乐，又能为她排忧解难。

艾黎甘冒风险，不辞万难，配合宋庆龄完成了许多重要而艰巨的革命工作。有一次，需要到沪东去取一箱手枪和子弹转交给红军，宋庆龄亲自出马，把箱子放在人力车上自己的脚前，顺利地通过了公共租界所有的卡哨，“巡捕把她的车停下来时，她扬了扬她的名片，他们就放行了”16。这只箱子送到了艾黎的套房，安全地存放起来，后来由艾黎送到宋庆龄指定的地点，妥善地送给了红军。

艾黎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友人为红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为中共苏区根据地置办无线电通讯器材，输送印刷专业技术人员。艾黎的母亲、远在新西兰的克拉拉女士，同样热爱中国。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她应艾黎之求，不顾年事已高，骑车在新西兰各地募集钱款。

艾黎的住宅，以及他与宋庆龄的联系，都不是绝对的安全。因此，宋庆龄要求艾黎把她发给艾黎的所有信件，阅后都立即销毁。艾黎说：“我写信时总称呼她‘姑母’，她在信中称我‘比尔’。”17解放以后，宋庆龄见了艾黎，还会戏称艾黎为“My nephew”。

上海租界沦为“孤岛”以后，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撤离上海避居香港。宋庆龄离沪前几日，打电话让艾黎帮忙预订一辆出租汽车。12月23日，艾黎按照约定准时来到莫利爱路寓所，安全地将宋庆龄送到船上。多年以后，他还清晰地记得码头送别的那一幕：

我永远不会忘记国民党撤退后她离开上海的那个灰暗的冬天的早晨。轮渡载客由南京路码头驶往在江中心抛锚的大海船。码头上到处是巡捕、侵略军的宪兵、包探等等。她打电话要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到她家里去。我到达时，她正同两位已同意看管她的房子的外籍妇女喝咖啡话别。壁炉里炉火正旺，屋子里很舒适，外面却又冷又阴郁。她同她们谈笑风生，然后挥手告别，同我一起坐在车里，李妈——她的忠实的同伴和管家坐在前面，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袱。她挎着我的胳臂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没有人查问我们。海船泊在江心，朝着下游，联络船不久便驶开，大船启程了。18

日本侵华的“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上海遭到严重破坏。艾黎目睹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诸多暴行，深为失业工人中日常发生的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感到担心。那时，中国70%的现代工业陷入瘫痪。

艾黎考虑如何为抗战力量服务，把劳力资源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他与在上海的斯诺夫妇议论了一个“在非敌占区发起一个建立一连串的小工业合作社的想法”，给人们一个机会自救和救亡。于是，酝酿筹办“工合”组织。